文／張智
周玉蔻事件，總讓我聯想到2007年環保署的周富美事件。
周富美當時在自由時報跑環保。當時，環評會議新換了一輪委員，先前，環評會議好不容易在前任署長任內，從閉門會議改為開放旁聽，但那次會議，環保署卻又改回不開放旁聽。多數記者乖乖遵循。
唯獨小美，硬是進入會議現場。新任署長陳重信要求她離開，她不肯，質疑環評會議淪為黑箱。政風室主任試圖強行將她拉走，爆發衝突。
事後，環保署更發了一紙公文給自由時報，指周富美妨礙公務，表示未來環保署將不再同意周富美至環保署採訪。自由時報也買帳，周富美被調職。
環保署和自由時報的離譜行為，引發許多社運團體聲援周富美。有意思的是，唯獨環保署的線上記者，反倒多認為周富美”手段過當”，認為周富美為什麼不能好好跟環保署溝通呢，為何一定要用這麼激進的手段？
我能理解線上記者的看法，因為當時我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執委，周富美也是，和她開過會的執委都見過她與會時的剽悍風格。因此雖然我與富美是朋友，我也聲援她，私下卻難免認為富美的溝通方式若能更”理性溫和”些就好了。
但後來的這些年，每回想起此事，我都非常後悔當年出席某次座談會時，沒有以更高強度的力道聲援富美。
原因很簡單，隨著對新聞工作的反思，我終於漸漸明白，那或許是我們的問題，而非她的問題。台灣的記者被採訪單位圈養慣了，太溫和。當有人採訪手段強悍些，便被視為不被容忍的異類。但，自古任何制度的進步不都是由剽悍者衝撞出一道縫隙的嗎？溫馴者總是優雅地享受進步成果，然後私下議論著衝撞者怎麼這麼激進呢？沒有更好的方法嗎？
後來，富美幾乎是為此被迫離開自由時報。
周玉蔻在馬習會的行為當然可被議論，但若撇開她過去的個人爭議，單論此次事件，在我看來，她的爭議在於模糊了記者的角色，她應該以質問來取代近乎個人立場表態的發言。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能奚落她什麼，在那當下，比起守規矩，我更認同她的剽悍。台灣的記者一直都太溫馴有禮了，不管在採訪現場或撰稿時都是如此。
或者持平一點的說法，記者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採訪方式，但面對那些不遵循既有潛規則、強悍的潑辣的記者，同業們即使不必個個如此，也該給予尊重而非訕笑甚至排擠。
還有，懷念那些年雖總是吵吵鬧鬧卻能大鳴大放的記協。
公庫07年紀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