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追求競爭力下的台灣勞工命運悲歌
非典型勞工低薪、就業不穩定又沒福利保障
彈性與保障難道無法兩全其美？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召集產官學專家診斷台灣勞工的窮忙人生
台灣社會福利學今（12日）舉辦「窮忙人生補破網？非典型就業與社會安全」政策論壇，邀請產官學專家診斷台灣勞動市場的複雜病因，特別分析非典型勞工的勞動處境與福利保障，並且提出具體的政策解方。
非典型工作在台灣逐漸成為許多人就業的選項之一，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加入非典型勞工的隊伍，非典型就業在台灣社會已經日趨普遍。根據主計處2014年5月所發佈的《人力運用調查》，我國就業人數1,105萬人當中，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等非典型就業共計76萬餘人，約占全體就業者之6.9％，許多學者甚至認為官方數據嚴重低估實際狀況，其中光就勞動派遣的人來看就超過百萬。
非典型工作通常被認為是低薪、不穩定就業與缺乏福利保障的同義詞，衍生的爭議事件也日漸在台灣社會發酵，譬如國道約聘僱收費員的就業安置與退休金的抗爭仍未落幕，公務機關大量聘僱低薪派遣勞工，或者大專院校運用兼任助理的法律問題，均飽受社會輿論的指責批評。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在上午場次邀請到實務工作者來分享台灣非典型勞工的艱難處境，分別談到勞動派遣員工、兼任教師、學生兼任助理、清潔工與青少年打工族的個案經驗。台灣通信網路產業工會副理事長邱曉彤則以過去自身從事派遣工作的經驗，說明派遣勞工不僅薪水只達基本工資、無法獲得任何法定的生理假、產假、病假等，一旦向公司反應，就會被以解僱威脅，她也因為派遣工作的不穩定性而不敢生小孩。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則以大專校院內的兼任教師為例，闡述台灣非典型勞工的生活困境。兼任教師因為成本便宜（一位專任大學教師可以聘任4位兼任教師），又加上過去大學無須為其負擔健保費用，所以近年來大學校園內的兼任教師大幅上升，截至上一學年度，兼任教師人次已超過43,500人，逼近大專全體教師人數五成，在不少學校內，兼任教師人數比重甚至高達65％。越來越多找不到專任教職的流浪博士，逐漸以兼任教師工作為主要收入，每週在各校之間流轉授課、南北奔波，一個月才勉強四萬元可以餬口的薪資。
另外，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執行秘書胡清雅則指出，大專院校內龐大的學生兼任助理，協助教師進行研究計畫或行政單位業務運作，卻因為不被視為勞工身份，而失去許多專屬於勞工才有的保障，例如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就業保險等權益，一旦發生職災根本無法獲得給付保障，或是退休給付的年資損失。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種子社代表林奕志則分享政治大學清潔工的組織經驗。政大清潔工近十年來發生數次勞資爭議，而且每幾年就換一次承包廠商，造成清潔工年資無法累積，連帶壓縮享有特休的機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則分享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學生打工族因對於勞動法令的不熟悉，遭受到雇主剝削卻不自知。
下午場次則是由學者專家由理論與實務的角度，來談非典型勞工在社會保險制度的待遇。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楊靜利以學生兼任助理的爭議事件為例，認為學生兼任助理與在外的打工性質不同，無論薪資水準或工作內容均有差異，所以應重新將學生定位為特別身份，適用的社會保險也應與一般勞工有所區隔，是較為合理的思維與可行作法。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則說明德國在2003年開始推動的迷你工作等非典型工作，以及其如何加入社會保險的問題。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古允文則從產業轉型與產業自動化的角度，說明未來勞動市場可能比當前更為嚴峻，既有的社會保險制度雖然不是最適合的保障制度，但目前卻看不到其他的可能。
官方代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司司長石發基指出，在兼任助理的議題上，許多大學校長向勞動部反應勞保雇主負擔過大的問題，但他反駁認為若放寬勞工保險投保級距（譬如收入2,000元就以2,000元投保計算保費，而非以現行最低投保級距11,100元），會嚴重影響到被保險人一旦發生普通事故時的給付水準，改革措施應該再思考。
最後場次則由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鄭麗君、綠黨組織部主任陳婉娥、時代力量代表劉祐龍分別針對非典型就業的勞動保障，提出未來的政策理念與承諾。三黨代表都認為台灣目前勞動派遣過於氾濫，尤其是政府作為最大的派遣雇主最該受到批評，將來要逐漸減少政府使用派遣的數量。不過在是否制訂勞動派遣專法的立場上，，各政黨代表看法並不一致，其中綠黨則堅持全面禁止我國使用勞動派遣。
新聞聯絡人：社會福利學會政策部主任 劉侑學（0910-87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