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罪可赦劇照
文／杜可瑜（大直高中歷史科教師）
原來，生命是可以在一天之內翻覆成另種模樣──擁有三個小孩、和妻子一同居住在法國北部小鎮的Alain，直到2001年11月深夜才體認到這件事。
當警察逮捕、偵訊……這一切恍若電影的情節發生在自己身上時，Alain才知道被指控為對兒童進行性虐待的集團成員之一。對於這些罪行，原本屬於司法體系之內、認真守法的執達員Alain始終否認參與，並表示根本不認識指控他的婦人，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司法沒有還他清白。
Alain 進了牢獄。
不僅如此，這宗事關兒童、驚世駭俗、被告多達18人的犯罪案件迅速變成全國矚目的焦點，媒體開始大量報導與追蹤。直到2004 年，一審判決才出爐；除了其中一位於監禁期間因服藥過多（據信是自殺）而死亡之外，7人無罪釋放，4人被判有罪且沒有提出上訴要求，另外6人被判有罪，而巴黎最高法院在隔年對他們的上訴作出無罪釋放的判決。
因為這樁司法審理事件，Alain遭受長期監禁，母親病歿，妻子離異，小孩交由其他家庭監護。儘管司法審理過程不公（單方面的指控、不正當訊問下的自白、有罪推定的初審法官），最終還是得以洗刷冤罪，可Alain原本的家庭卻已然崩壞、永遠無法回復了。
這是電影【無罪可赦】（劇情不是由編劇杜撰，而是改編自法國烏特羅冤案事件（L’affaire d’Outreau）的當事人之一Alain Marécaux已出版的《我的司法冤案紀事》（Chronique de mon erreur judiciaire (Paris : Flammarion, 2005)）。
在《世界人權宣言》、《歐洲人權公約》及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裡，都規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然而，在21世紀的法國，依然可以看到如烏特羅冤案事件的實際案例；初審法官想要藉由司法實現正義，在審理的過程中卻無可避免地被「人性」主導而進行了「有罪推定」，展現了公權力的粗暴；2006年，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公開表明該事件是一樁「司法災難」（judicial disaster）。
由此可見，要堅守「無罪推定原則」或「罪疑惟輕原則」（「罪疑唯利被告原則」）並沒有想像的容易。再優秀的法官都仍然是「人」，只是「人」，與我們同樣生活在這個充斥各種聲音的社會裡，所以無論是人性弱點、社會期待、媒體輿論影響……法官也好，檢查官也好，要能作到「零失誤」是幾乎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成熟的司法系統，必須要妥善的重審及再上訴的機制，甚至還必須思考如何追究原則失守的司法人員的責任；以烏特羅冤案事件來看，初審法官Fabrice Burgaud僅僅在2009年得到法國司法系統等級最低的懲處。
另方面，雖然這部電影改編自個人著作而勢必有其立場，但的確經由事情發展，讓常常以為距離刑事案件很遙遠的一般觀眾，可以直接看到當「無罪推定原則」無法堅守時，帶來的傷害與改變是如何深刻和巨大。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個體，背後有複雜的關係與網絡，這些都是會被牽動與影響的。
今年，同樣在11月，關於頂新集團黑心油一案，彰化地方法院一審宣判，包括魏應充在內的六位被告都獲得無罪的判決。一時之間，社會輿論譁然，「恐龍法官」、「官商勾結」等罵聲再度塵囂其上；這種義憤填膺卻得不到償現的情緒，不難理解；倘若商人無良賺錢卻得不到司法制裁，難道是拿全民的健康作正義的墓碑嗎？
然而，「宣判無罪」的理由究竟為何？目前判決尚未公布，已經引發各方討論，其中不乏法界人士直指源頭在於檢察官偵查蒐證出了差錯，包括在已知情況下以錯誤的筆錄起訴被告、對於原料油並無進行科學檢驗等等，倘若今天法官真的不以檢察官起訴的證據為判決依憑，而是社會大眾的正義期待，那恐怕才是司法的死亡吧。
那麼，這是否如魏應充本人所說的「清白」，而頂新集團的食品製造沒有任何問題？在邏輯上並非如此；法官宣判的是「無罪」（Not Guilty），並非「無辜」（Innocent）。舉證的充分與否、效用如何成為判決的關鍵。此案之後會如何進展，端看在上訴審裡，檢方是否能夠更妥善地處理與辯方的攻防。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為食品安全作什麼努力？我想，真正治本的方式，還是監督國會儘快檢討、修訂食品安全相關的法規，以及要求政府在為食品安全把關上更有效的執行。
此外，在法制層面還未改變的情況下，關於頂新集團引發的食安危機，我想，能夠作的是個人以消費選擇來實現自由心證的結果吧。由於國家司法單位是公權力的展現，所以的確需要特別謹慎（看看法國的烏特羅冤案事件），而在這個民主社會裡，個人不能將所有責任及權力逕自交付政府，必須自行思考與判斷，並以此作為每個行為選擇的基礎。
最後的總結：就頂新集團黑心油的一案，以目前沒有具體判決的有限資訊來討論，首先，我們肯定法官在龐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堅守「無罪推定原則」，這非常重要，而且，並不容易。
其次，檢察官是否在過程裡有缺失是可以討論，也是稍後面對上訴審時可以持續觀察的。
第三，食安危機的治本處理，必須回到法律與制度的修訂與執行，這需要我們共同關心與監督。
最後，目前的法律處理有其侷限，無論結果是否讓民眾滿意，更重要的是，個人必須思考究竟想要怎樣的生活，並且以消費選擇來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