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劇照
文 / 管中祥
上回到嘉義縣政府跟各級公務員談「社會運動與平庸之惡」，邀請我的官員有感於社會運動的蓬勃，希望基層公務員能了解為何會有社會運動？公務體系和社會運動者之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衝突？會後，有位聽眾問我對抗議時丟鞋的看法，他覺得社會運動總給外界「來亂的」感覺。其實，會有這樣的印象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媒體大多強調社會運動的衝突面向。
「不丟鞋，難道要丟炸彈嗎？」當下我是這樣回答的，政府官員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抗議行動會越來越「激烈」？該如何改進？如何促進公共參與？而不是對社會運動充滿厭惡感。何況，如果事情可以好好的談，又有誰會想上街抗議呢？
雖然我們常說「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但不同的位置，本來就會有不同的腦袋，不同的社會位置與生命經驗，雖有不同價值與思維，卻也限制了我們的視野，甚至會有自以為是的傲慢。
守成、不出錯、依法行政，是公務系統普遍存在的辦事原則，除非是帶頭的政務官有創新的作法，或者願意挑戰陳窠的思維，否則，基層的公務人員想要新的創舉，還真需要很大的勇氣。公務體系有著自己的價值與運作系統，以自身及社會穩定為依歸，未必想創造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考量社會差異者或弱勢者的需求。這樣的思維方式，卻和不斷創新、挑戰權威、為弱勢發聲的社會運動者有著極大的差異，雙方衝突當然不斷，有時即使是公務機關「善意」的設計，在社會運動者的眼裡，反而會是惡意的挑釁。
舊台北縣溪州部落搬遷風波，就是一例。
1960年代，台灣工業發展逐步起飛，新興建設吸引了許多花東的阿美族人北上，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勞動力。離開原鄉的族人，因為經濟能力與文化習慣，他們逐河而居，建立了一個個都市部落，位於新店溪畔的溪州部落就是其中之一 。
都市原住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多從事低收入且高工時、高危險的工作。他們構築了台北縣市的幾座重要橋樑，便利了經濟與交通的要道，許多重要的城市地標與偉大建築，不僅摻雜了族人的血汗與勞動剝削。他們辛苦為別人蓋起了房子，卻無法為自己買一間遮風避雨的房舍。
那年，為了觀光與城市美觀的「大碧潭再造」計畫，卻讓河岸唱起了悲歌，在當地居住30年的溪洲部落，成了阻礙城市發展的巨石，破壞城市美觀的毒瘤。
在台北縣政府眼裡，他們是「違建黑戶」，要族人搬遷似乎是理所當然。對官員來說，他們不但依法行政，還仁至義盡，甚至在三峽蓋好了隆恩埔國宅，以每人一萬元搬遷費的補助，要求溪洲部落族人遷入。
然而，台北縣政府的「依法行政」並未考慮到歷史與部落的真實處境，雖然，他們「好意」地興建國宅，溪州部落的族人並不領情。因為，一旦他們搬入，原本相互支持的社會關係將遭到瓦解，搬遷後也將帶給族人龐大的經濟壓力，每個月要付數千元的租金，生活也會陷入新的困境。
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在二戰期間躲過納粹集中營災難，輾轉流亡至美國。 1960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審判納粹幹部艾希曼，鄂蘭也赴現場聽審。過程中鄂蘭觀察到，艾希曼並非魔鬼，不過是一個盲目「依法行政」的人，遂提出「平庸之惡」理論。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樂生保留運動。
為了能興建捷運新莊線，順利拆遷樂生療養院，衛生署在附近蓋了迴龍醫院，一方面作為社區醫院，同時打算安置樂生院院民。然而，不少院民為了捍衛樂生不願搬入。許多人因而納悶，政府幫你們蓋的新房子又大又舒適，為什麼還要四處抗爭，不搬進去住呢？
事實上，好心的政府可能從來沒想過，讓行動不便的樂生阿公阿嬤住在醫院式的住宅裡，其實是個災難，他們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現代化「醫院」，而是能夠安養天年的自然環境。
演講那天，我播放樂生院民和紀錄片工作者合拍的「樂生搬遷模擬短片」，影片裡模擬大樓裡發生火災，驚慌的院民坐著代步車逃生，但因為通道狹小、電梯容量有限，他們卻都擠在電梯前的走道，全動彈不得。有些院民試圖利用逃生設備，但雙手早已萎縮的他們，根本無力啟動，心急如焚的院民只能靜靜地等待死神的降臨。公務體系的善意對院民來說根本沒有意義，不但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更讓他們的生存陷入窘境。
坦白說，這些狀況對身在公部門的朋友並不陌生，八八風災後，政府提出了許多災後重建的措施，為民眾搭建「永久屋」，這些出於「善意」的安置計劃，卻經常遭到災民的批評，相信有許多公務人員會很納悶，我們已經好心好意、費盡心力地為你們蓋房子，不致流離失所，還能重建家園，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不滿意？難道是我們錯了嗎？
即使不談什麼官商勾結的黑暗交易，或是國家領導者經濟發展至上的偏執，公務體系與社會運動本來就存在著不同的價值與思維，握有與分配國家資源的公務系統面對社會衝突時，如果不試著站在反對者的立場理解，對國家發展沒有更多的想像，只是固守堡壘，不願走入社會、放棄「人本」思考與體貼，那麼，不但社會很難進步，災難依然會不斷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