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Beat Liu
文 / 黃德北（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
中午接到老林過世的消息，隨即南下與其他朋友協助美霞處理後事，深夜才回家。在高鐵來回的車上，想起過去與他的種種互動及合作事宜，思潮不斷起伏，情緒很難控制。
老林在台灣的保釣、科普、社區大學、通識教育、公共衛生與左翼/社會運動等領域的投入與貢獻，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從大學時代幫報紙編科學副刊，介紹科普知識；再到美國留學時組織全美各地的留學生成立科學月刊；隨後又以科學月刊的留學生網絡，動員支持保釣運動；為此喪失了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護照也被剝奪，成為一位在美國的非法居民；生活陷入困境的他卻持續投入各項反對台灣威權政府的運動，並在海外成立台灣民主支援會，組織援救當時被政府迫害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以及募款支持台灣的黨外運動。
1990年代中期，老林得以返台後，開始積極投入台灣的各項進步運動。他與一些熱心的學者及社會人士積極參與社區大學的創建，許多地方的社區大學他都馬不停蹄、日以繼夜的參加他們的活動，並與各社區大學的年輕工作者共同學習、討論、規畫，日後社區大學能有如此豐碩的成果，老林是功不可沒的。可惜政黨輪替後，老林在社區大學主辦的一分刊物中，持續批判時政，惹惱了一些想討好綠營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強迫將社大的刊物停刊，並架空老林的位子，那時他一定是非常悲憤的。在台灣，左翼天生是會遭到右翼的藍綠兩黨敵視的。
我與老林是在1989年夏天相識的，那時他因父親過世(?)得以暫時獲准回台奔喪，一些自由派的學者邀請他出席一場由自立晚報主辦的紀念雷震研討會。會後休息時，他聽到我剛從北京獲釋回來，對於剛發生的天安門事件與大陸的現況，充滿了好奇，不斷與我討論。當時我還只是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左翼朋友的形容)，因此與他的對話雖然深入，有時卻也會格格不入。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解體後，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刺激我開始重新思考之前閱讀的左派書籍，思想開始向左轉，我與他開始有愈來愈多的共同語言。那時有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概念沒弄清楚，常常與他討論，受益很多。1990年代中期老林返台定居以後，我們開始有更多的互動，很難忘記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與他常下災區串聯的經歷，以後我們與其他左翼朋友合編《左翼》這份刊物，希望能夠藉此集結台灣左翼力量，此一理念雖未達成，卻是我們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夠實現的目標。
過去這幾年老林把重心放在釣魚台教育工作上，他深感今天台灣許多民眾竟然對於國土淪喪與帝國主義的宰制無知無感的危機，因此希望從教育宣傳著手，能夠對人民的觀念啟蒙產生影響。我則關心台灣左翼/社運政治化與集結的問題，所以這幾年我們雖然成為同事，反而較少集體合作行動。
老林的生活是清苦與簡樸的，高鐵還未出現前，他總是搭乘深夜的平快車(這種車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奔波南北，參加各項工作會議與年輕人的讀書會。他總說搭這班車最划得來，因為價格最便宜，且晚上就夜宿在火車上，可以省下住宿費。他每天慢跑，對自己的體能頗為自豪，但我深知，這種苦修忙碌的生活早已將他的體力超支殆盡。
對於他的離去，除了不捨外，還有一份不甘心，他這一生的努力都是在為改造當前的社會及建立一個人類更美好的社會奮鬥，但這個理想還未實現他就離開了。紀念他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學習他契而不捨的精神，繼續與這個不合理的體制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