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Cornell University
文／羅國華（Francis Loh Kok Wah），莊迪澎譯
《想像的共同體》和安德森其他專研東南亞的著作，數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語言講授、辯論。即便已辭世，毫無疑問，這些研究成果未來將繼續為人們閱讀、討論。他的著作洋溢著探索真理和正義的精神，也曾經在學術著作和公共場域尖銳批評政治壓迫和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而這一切並非沒有影響他的學術生涯。軍方在1965年10月接管印尼後，估計共有六十萬至一百萬人因被指控為共產黨員或親共遭大規模屠殺，安德森和兩位同事合寫《康奈爾報告》翌年匿名發表。他們借助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珍藏的大量印尼報紙，以及收藏在該校外國資訊廣播電臺的機密報告，挑戰印尼軍方的說法。
東南亞研究其中一位備受尊重的巨擘——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O’G. Anderson），在雅加達推介印尼文版最新著作期間，於2015年12月12日逝世。他和友人同行到泗水（Surabaya），選擇在某個喜愛的郊區落腳，在一家酒店度過人生中的最後一夜，享年七十九歲。
他最為人所知的著作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這部經典之作很快就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另外兩本備受讚譽的近作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和《全球化的時代》（The Age of Globalisation）（最初以《三面旗幟下》（Under Three Flags）為名發表）。
他在2009年獲推舉成為美國哲學學會的會員，這是由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創辦、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學術團體。他也在2000年獲授予福岡亞洲文化獎，以及在1998年獲得亞洲研究協會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這是該協會所頒發的最高榮譽。他非凡的智慧讓他榮獲諸多獎項和榮譽。
個人傳記即將出版
一些日本學者冀望深入認識安德森的知識背景和構成，經他們的催促，安德森的傳記在日本首次出版，晚近已翻譯且將由維索出版社在2016年7月面市，書名為《無國界人生》（A Life without Boundaries）。這些著作的書名和內容，涵蓋了其生活和工作之精神，既專注於東南亞，也將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方接軌，這就是他的著作能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原因。他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多語人才，精通印尼語、爪哇語、他加祿語（Tagalog）和泰語，也能讀懂荷蘭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
安德森是愛爾蘭人，1936年在中國的昆明出生。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在美國加州生活，後來再遷居愛爾蘭，在那裡度過了大半青年歲月。他曾就讀劍橋大學，主修西洋古典研究。
他曾經說過，是「出於好奇」而決定研究亞洲，並在1958年入讀康奈爾大學。六零年代初到印尼實地考察，完成了開創性研究《革命時期的爪哇：1944-1946年的佔領和抵抗》（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詳細探討青年在印尼革命中的角色，提醒世界各地的社會科學界認清青年處處體現的激進主義。然而，這項研究也強調了印尼的未竟革命，後來他也以這個觀點來解釋後蘇哈多時期的弊病。
早在著作出版前，安德森已獲聘在康奈爾大學任教，而一生的學術生涯都在這裡度過。他擔任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korb講座教授，也曾是康奈爾大學的東南亞課程主任和現代印尼研究計劃主任。數十年來，一直擔任康奈爾大學《印尼》（Indonesia）期刊主編，也是1966年這份專門研究印尼的學術期刊的共同創辦人。
《想像的共同體》和安德森其他專研東南亞的著作，數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語言講授、辯論。他的思想原創性一直備受讚許，原因不外乎能從內部和借重外部觀點來了解課題、廣泛採用不同語言撰寫和尚未被論及的文獻，將印尼文和泰文著作精確生動地譯成英文，以及獨有的優雅文采。即便已辭世，毫無疑問，這些研究成果未來將繼續為人們閱讀、討論。
上下求索真理與正義
不過，我想討論的是他較不突顯、未被特別留意的實踐，這位偉大的學者也致力於探索真理和正義。
對我來說，他和老師兼導師、後來在康奈爾大學的同事喬治凱亨（George McTurnan Kahin）過從甚密，養成了他的這種堅持。凱亨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之作《民族主義與革命印尼》（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是一本非常詳盡、令人信服、親身見證1948年至1949年印尼反荷殖民主義革命的著作。安德森（1998: 18）曾指出，書本在凱亨這一代的東南亞研究同儕中「展現了強而有力的學術與倫理政治主張」。
安德森（2003：10）回顧進入康奈爾大學第一年時，曾經提起：
我在1958年1月初抵康奈爾大學時，積雪與腰齊高，我興奮得近乎幼稚的樣子，但當時並沒想要留在這裡超過一年。然而，這個地方本身、凱亨講授的印尼，還有整體上的東南亞，以及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很快就令我大呼過癮。我意識到，無論學術和政治，我都想追隨他的腳步。
我認為安德森是懷著驕傲與尊敬之情，評價凱亨為「最早和最鮮明批評美國介入印度支那的東南亞主義者」。第一批美國士兵在1965年3月由約翰遜總統派遣到越南的峴港（因而為時至1967年12月共有四十八萬五千六百名美國士兵進駐越南打開了閘門），不久後，即1965年5月中旬，為期一天的全國宣講會要在全美超過一百所大學同步舉行，其中重頭戲是全國廣播凱亨和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華盛頓的辯論。
（照片來源／Cold War Warrior／The Nation）
雖然後者臨陣退縮，凱亨仍利用這次機會揭露「多米諾骨牌理論」，並駁斥爆發戰爭的原因是越南遭到「共產中國」入侵之說。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被徵召，他向政府要求更多越戰的資訊透明度。
在整個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初，凱亨繼續透過研究、撰文和公開言論反對越戰。戰爭升級導致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參與和支援在柬埔寨的部隊，也造成西哈努克（Sihanouk）下臺。早期一份對美國政策的批評發表在與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合著的《美國在越南》（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多年後，凱亨發表了他精闢的《干預：美國如何涉入越南》（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歸功於戰後得以調閱官方機密文件，他曾經警告、抗議的戰事演變都詳載其中。
《打造印尼：現代印尼論文集》（Making Indonesia: Essays on Modern Indonesia）是凱亨從前的學生，包括安德森向他致敬的合集。在前言中，編輯丹尼爾•利維（Daniel Lev）和露絲•麥克維（Ruth McVey）講述了凱亨著述之「品德」，「毫不含糊地關注真理和正義，因而總是知情達理……體現在他對印尼革命和美國介入越南、印尼和東南亞其他地方的研究中…… 」。
許多學生申請就讀康奈爾大學，可能是受到凱亨聯合創立的東南亞課程 （Southeast Asia Program，SEAP），以及他推動的現代印尼研究計劃（Modern Indonesia Project）所吸引。然而，他們畢業時已意識到學術無法抽離政治，理應探索真理和正義，也應該像他們的導師那樣「向權威說真話」。安德森和他的同學們都對業師有著很深的感情和敬意。
（照片來源／Southeast Asia Program）
安德森的著作洋溢著這股探索真理和正義的精神。他也曾在學術著作和公共場域尖銳批評政治壓迫和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而這一切並非沒有影響他的事業。
康奈爾報告揭印軍大屠殺
軍方在1965年10月1日接管印尼後，估計共有六十萬至一百萬人因被指控為共產黨員或親共人士而遭到大規模屠殺，安德森和兩位同事——露絲•麥克維和弗雷德里克•涅爾（Frederick Bunnell）——合寫了一百六十二頁的《康奈爾報告》（Cornell Paper）在1966年匿名發表。
他們借助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珍藏的大量印尼報紙，以及收藏在該校外國資訊廣播電臺的機密報告，挑戰印尼軍方的說法（美國政府亦如是告知美國民眾）——軍事政變是印尼共產黨主導的「蓋世太保」（Gestapu）奪權行動所引發。
安德森和同事們認為，那是中爪哇省將領們策動的「軍方內鬥」，雖然有些印共低階成員也牽涉其中。作者申論道，既然印尼往社會主義的「和平路徑」走得相當順遂，印共奪權毫無意義可言。「訴諸暴力將把本身（印共）推向對抗勢力強大的軍隊，而且可能導致總統與軍方結盟。」
雖然印尼軍方和美國政府都懷疑安德森參與撰寫該報告，他還是在1967年成功進入印尼。那趟短暫訪問，讓他確認深愛的印尼經已變了，曾經為了研究而採訪過的左派人士，不是已遭殺害就是失踪。
他和另一位康奈爾大學的前學生赫伯•費斯（Herb Feith）有機會出席印共總書記蘇迪斯曼（Sudisman）的審訊，後者後來被判刑處死。蘇迪斯曼被判刑前的抗辯抄本被人從法院運出來，安德森將它翻譯後，在1975年以二十八頁的小冊子形式出版，書名為《責任分析》（Analysis of Responsibility），附有安德森的引言長文。
（照片來源／The Conversation／Reuters／Enny Nuraheni）
同時，在1971年，《康奈爾報告》以《1965年10月1日印尼政變之初步分析》（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的書名出版，並署名作者安德森、麥克維和涅爾。 1972年4月，他試圖再次進入印尼時，卻被驅逐出境。直到二十六年後，印尼爆發烈火莫熄（Reformasi）、蘇哈多下臺後，安德森始能在1998年12月再次踏上印尼的土壤。凱亨也曾被禁入境印尼，雖然他被禁止入境的時間較短。
從印尼到泰國、菲律賓，再到想像的共同體
由於被禁入境印尼，安德森在曼谷度過了1974年的學術休假。民眾支持的學生運動在1973年10月14日推翻軍人政權，泰國正處於政局動蕩局中。安德森赴泰休假前曾在伊薩卡（Ithaca）學習泰語，過後定期返回泰國研究撰述當代泰國政治。
當「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柬埔寨、越南和中國在1978年至1979年間爆發戰爭後，安德森也開始反思其肇因，促使他調查民族「想像的共同體」的起源，以及它們所催生的民族主義的蔓延。胞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在引導他致力研究這個主題方面厥功甚偉。
八零年代末，他又將研究重點轉移到菲律賓，學習他加祿語、自學閱讀西班牙文，沉迷於鑽研菲律賓民族主義之父何塞•黎剎（Jose Rizal）及其著作。有別於既有的研究，安德森在《三面旗幟下》這本新書裡討論了無政府主義對反殖民想像的影響，包括黎剎，尤其是在流亡西班牙的那些歲月。
因此安德森的主要著作不僅是《想像的共同體》，還有關乎印尼政治的著作如《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以及《蘇哈多時期印尼的暴力和國家機關》（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Suharto’s Indonesia）。
（照片來源／The Conversation／Chez Julius Livre 1）
他的研究和著作也見證了1976年泰國的血腥軍事政變、八零年代泰國的暴力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菲律賓的「老派寡頭統治」和酋長式民主，許多論述後來出現在《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另外還有《鏡中：暹羅在美國時期文學與政治》（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以及對「殖民世界主義」（colonial cosmopolitanism）的反思則在《化身荊棘》（Menjadi Tjamboek Berdoeri）一書中展現。【譯按：Tjamboek Berdoeri原意是「用荊棘鞭打」，卻也是印尼華裔作家郭長茂（1900—1974）的筆名。安德森形容郭長茂是印尼排名第二的優秀作家、有趣的民族主義者，是他在東南亞諸國其中一位最崇敬的人。安德森不但曾說服一家出版社重印郭長茂的名著《烈火餘燼中的印尼》（Indonesia in Fire and Embers，1947），還用印尼文為該書寫了長達一百頁的導言。請參閱《追憶偉大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傳奇學術之路》】
因此，被禁入境印尼，令安德森掌握了新的語言，還拓寬了歷時四十年的研究旨趣範圍！與此同時，他繼續在康奈爾大學任教。
他對東南亞研究的豐碩貢獻，以及後來成為《相像的共同體》的作者之聲望，吸引了來自美國、日本、澳洲、歐洲和東南亞的研究生，但和從前有個主要區別。從七零年代末開始，吸引了想要研究印尼的博士生，後來還包括撰寫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博士生。
還有其他學生也想研究東南亞以外的民族主義。安德森榮休時，一群學生為了表彰和感謝恩師，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三個世代以來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 over Three Generations）。從本書收錄的文章，以及作者群的學術生涯軌跡，清晰可見他們已追隨安德森承襲自其導師「政治與學術無法切割」的信念（Anderson，1998：19）。
（本文原刊於「燧火評論」，部份小題和配圖為「燧火評論」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