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本文作者羅國華（左）和亦師亦友的安德森合影。（照片來源／New Mandala）
文／羅國華（Francis Loh Kok Wah），莊迪澎譯
《想像的共同體》和安德森其他專研東南亞的著作，數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語言講授、辯論。即便已辭世，毫無疑問，這些研究成果未來將繼續為人們閱讀、討論。他的著作洋溢著探索真理和正義的精神，也曾經在學術著作和公共場域尖銳批評政治壓迫和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而這一切並非沒有影響他的學術生涯。軍方在1965年10月接管印尼後，估計共有六十萬至一百萬人因被指控為共產黨員或親共遭大規模屠殺，安德森和兩位同事合寫《康奈爾報告》翌年匿名發表。他們借助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珍藏的大量印尼報紙，以及收藏在該校外國資訊廣播電臺的機密報告，挑戰印尼軍方的說法。
七零年代末我就讀康奈爾大學時，安德森不但矢志授業傳道解惑，還經常走出象牙塔，履行學術實踐者或公共知識份子的義務。
他曾向美國國會的兩個小組委員會就印尼佔領東帝汶問題供證，也在許多場合公開非議泰國軍方在1976年政變的暴行，還為聯合國撰寫東帝汶去殖民化的進程報告。我仍記得，他對這些事件翔實且廣為流傳的「實況說明」，彷彿就是在「向權威說真話」。
從康奈爾大學退休後，他每年都會抽空到東南亞，以曼谷Thanom Pinklao的住家為據點，周遊東南亞諸國研究、演講，特別是1998年12月（烈火莫熄後）重獲入境的印尼。
他是一位十分受落的演講者，經常受邀分享對東南亞乃至整個東亞政治等事態演變的看法。對於印尼，他經常鼓勵探索過往的真理和正義，尤其是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殺。對他來說，今天的許多政治和社會弊病，都是印尼未竟革命的結果。
憑著公共知識份子兼學術實踐者的身份，安德森曾在2009年受邀擔任「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Asian 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me, API）在馬尼拉舉行十週年紀念的主講嘉賓。本計劃每年為東南亞和亞洲的學者和運動者提供二、三十個研究獎學金，讓他們到東南亞國家做比較研究。
該計劃的三大主題為：變遷中的認同（changing identities）、尋求社會正義（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和直面全球化（grappling with globalization），意在謀求「社會改良」。申請人可以是年輕、資深的運動者或學者。面對大約三百位與會的亞洲公共知識份子，安德森深感雀躍。為了準備主題演講，他細讀了十年來該計劃的所有研究報告。
（照片來源／API Fellowship Program）
學術實踐者的缺席
可惜他非常失望，在主題演講中感嘆「公共知識份子缺席」。儘管上一個十年內發生了「自三零年代大蕭條以來最龐大的全球經濟危機」，而這場經濟危機始於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伴隨著「政治改革的爆發」，但最後「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卻以令人沮喪的寡頭統治塹壕告終」；他透露「令我震驚的是」，在他讀過的這些研究報告裡，「一切混亂卻相對隱蔽」（Anderson，2012：44）。他公開批評，在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的研究員當中，「並沒有新的雷納托•康斯坦丁諾（Renato Constantino，譯按：菲律賓歷史學家）、普拉姆迪亞•阿南塔•圖爾（Pramoedya Ananta Tur，譯按：印尼作家、左派運動要員，先後遭荷蘭殖民者、蘇卡諾和蘇哈多逮捕入獄）或蘇拉克•司瓦拉差（Sulak Sivaraksa，譯按：泰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國際入世佛教協會創辦人）。」
他聲稱，該計劃研究重點集中在特定社區、群體的具體問題，而不是應付當前關鍵的——專制統治崛起、持續侵犯人權的行為、社會經濟不平等加劇和環境惡化。也許該計劃的主要成就是讓專家們了解鄰國境況，串聯區域內有相同憂慮的同道，幾乎沒有證據顯示「社會改良」的跡象，而且鮮有浮現新一代東南亞公共知識份子！
安德森認為，傳統公共知識份子衰微，與兩個深刻變化息息相關。首先，在地大學的專業化導致學者專精於特定學科，埋首於圈內著述，不是為公眾書寫。同時，他們所屬的大學為國家所控制，鼓勵這些公務員向提供晉升、認可和地位機會的政治精英唱和。
為了幫補微薄的收入，有些人開始為政府提供咨詢、配合國外基金會或媒體巨頭自我調整，從事具體發展計劃的相關研究，卻很少針對廣泛的發展政策、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響，以及相關機制展開獨立研究、撰述和質詢（Anderson，2012：44）。
其次，安德森指出變遷中的國家精英文化，利用國家機關維繫霸權地位之道。他特別關心的是，政治精英如何把大學變成培訓優先、生產諸如管理、經濟、工程、資訊工藝等領域的商業精英的機構，以利於發展導向接軌（Anderson，2012：48 ）。這股推力的後果，就是人文社會科學被邊緣化，以及認真閱讀寫作的文化每況愈下。顯然，他是在批評亞洲教育發展的「技術官僚轉向」（technocratic turn）。
（照片來源／USAID）
象牙塔精英的墮落
他因此批評，當前在地學者幾乎沒有任何研究重大問課題的嚴謹著作，特別是針對所謂「否決團體」（veto groups）和執政的寡頭集團，若非懼怕後果，就是已被收編，臣服於政治精英思維。
據我擔任2009／2010年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區域研討會主任的經驗，我同意安德森的看法。雖然該計劃的研究報告品質可圈可點，卻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的發展政策、浮現中的結構性社會變遷，以及亞洲民主倒退等現象脫節。簡言之，就是微觀視角未能與宏觀現實銜接。
這是安德森對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劃的主要批評。我認為，他想說的是，一項研究獎學金無法培養出公共知識份子！沒過多久，表面上出於資金困頓，該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內部審計後最終重組。2014年12月，另一個資助區域研究的機構——東南亞研究區域交流計劃（SEASREP）基金主辦「公共知識份子在東南亞的角色」研討會，評估安德森對「公共知識份子缺席」之哀嘆。
我無意在此報告這場研討會的討論內容，只想強調，相當多東南亞未來的公共知識份子社群多麼認真聽取安德森的批評，這正彰顯了他身為學術實踐者的聲望。
（照片來源／New Mandala）
以檳城為總結
1979年離開伊薩卡後，我並未與安德森保持密切聯繫。如今通過電郵，遠比以往便捷。話雖如此，由於對種族政治異常反感，未將馬來西亞納入研究範圍，不像他以前在印尼、泰國、菲律賓和日本的學生、同事，我沒有太多機會和他見面。
但是，由於他在距離檳城只有一小時飛行距離的曼谷過冬，我有些時候會去拜訪他。 2004年4月，我們應邀在朱拉隆功大學的「政治家或經理人？東南亞領導人的形象與現實」（Statesman or Manager? Image and Reality of Leadership in Southeast Asia）國際論壇上發言。 2005年春天，他出席了我在曼谷主辦的「東南亞締造和平」區域研討會。2011年12月，我邀請他參加同樣在曼谷舉行的「亞洲新替代方案區域交流大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ARENA）。
接下來，還有另一個檳城淵源。 2003年初，安德森意外地詢問來檳城考察「尋根」的可能性。他的父親在1893年生於檳城，我跟進查詢，遭遇一些死胡同後，終於在殖民地時期出版的四大張《檳城公報與海峽紀事報》（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裡發現一行文字，宣佈弗朗西斯•安德森（Captain Francis Anderson）喜獲麟兒，小孩在升旗山的洛蒙德（Lomond）別墅呱呱墜地。幾個星期後，他來到檳城，我們徒步前往這個殖民時期的別墅。
安德森和他的弟妹都已知道祖父弗朗西斯曾是殖民地政府的副工程師（Deputy Colonial Engineer）。我們在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圖書館細讀《檳城公報》的縮微膠片，這才發現，弗朗西斯曾負責檳島及半島周邊地區的各項工程建設。他曾負責興建植物園的水庫，也曾負責重新設計拖延已久的檳城港口改良計劃（Penang Harbour Improvement Scheme）。
他的工程建議更加雄心勃勃，其中包括擴展正興建的瑞天咸碼頭（Swettenham Pier）、興建義興街路頭（Church Street Ghaut Wharf）、疏浚港口和相關填海工程。他曾是市政委員會的當然委員，曾經在主席不在時暫代其職。《檳城公報》刊登了市政委員會所有公開會議的詳細報告，我們可從這份報紙得知安德森的祖父做了哪些事、說了哪些話。回英國之前，他曾擔任殖民地政府工程師，並宣誓就任海峽殖民地行政議會成員。
（照片來源／Aliran）
發現父親故居
我們還發現，弗朗西斯後來蓋了自己的別墅，取名「格雷斯妙」（Gracedieu）；安德森說，在距離愛爾蘭東南部城市沃特福德（Waterford）幾英里的一處家族房產也是相同命名。他從母親口中得知，父親「遭人欺騙而無法繼承住所」。安德森曾說，「那是一個真正的熱帶夢幻家園」。可惜，祖父在升旗山興建的別墅後來已遭拆毀，原址也建了新的磚砌別墅。
我和安德森的最後一次通信，是2015年10月下旬的電子郵件。向他分享我最近訪問緬甸，在當地舉辦研討會和講授聯邦制的情況，他相當興奮。我問他何時再去曼谷，我下一趟去緬甸時可以順道拜訪他。他回覆說會在11月初離開美國，接下來的兩個月內會有緊湊的行程：在馬尼拉逗留兩個星期幫朋友喬遷新居、逗留曼谷十天、然後逗留雅加達十天，想必是出席新書發表會。他期盼再來檳城一趟，以便為祖父做一些後續的檔案研究。因此，我們說好在早春見面，可能會一道訪問緬甸。
孰料，一星期後，從一位曾在2003年幫助我們追查洛蒙德別墅和「格雷斯妙」別墅的朋友那裡，收到一張舊照片的數位版本。照片中，一對歐洲夫婦和一名小孩在洛蒙德別墅前合影。照片暫定日期為「1893年之前」。照片中的男士就是弗朗西斯•安德森嗎？我把它轉發給安德森，他迅速回覆：
那張照片肯定是我的軍人祖父和祖母，裡頭的小孩肯定是我父親。他是唯一在檳城誕生的孩子。當年祖母即將分娩時，他們得召來醫生，而醫生只能騎馬上山（升旗山）……我的父親肯定是在1893年誕生。我希望這個春天能到檳城，說服圖書館掃描當地報紙中關於他在市政委員會時的言論和報告。
這封電郵是在10月30日寄出。此後，他必然是忙著從紐約州北部伊薩卡外弗里維爾（Freeville）住家，一路奔波到馬尼拉、曼谷和雅加達出席新書發表會，順道去據說是最喜愛的泗水市郊。安德森就在這個特別的地方嚥下與世長辭。他已經開始另一段旅程所以，再也不會在春天到訪檳城了。
再見了，我最親愛的老師和朋友。大謝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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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燧火評論」，部份小題和配圖為「燧火評論」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