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柏偉
當我和楊友仁、張迪皓三人在臉書上宣布成軍近廿年的黑手那卡西崩解的訊息時,許多朋友不解、表示婉惜、甚至有人質疑這場由單方面主導的分裂欠缺公共性:「一個走了廿年的樂團為何不能持續?」「政治意見不同難道無法和平相處嗎?」 黑手最後一任團長劉自強主張黑手那卡西是「公共財」,誇張地宣稱黑手的去留得要「社會共同決定」。
是的。這個在工運風起雲湧的九十年代成立的樂隊的歷史,的確有其公共性: 黑手是解嚴後台灣社會第一個標榜「為運動」的樂隊;是第一批響應DIY「自己幹文化」,以家用PC錄製音樂專輯的先鋒;在樂隊近廿年的歷史中,深入參與在幾場重要的社運議題裡,發展出與弱勢者協力創作歌曲的方法並持續實踐中。
這樣一支老牌的政治樂隊縱使在基進的文化實踐上沒有獲致真正的成功,但在資源條件匱乏的狀態下,也算是奮力地開出了野地中幾朵小花。但近幾年的發展導致2015年的分裂,基本上並不能算是公共的。分裂的雙方意見再怎麼岐異,背後最鮮明的共識便是:黑手的分裂和這個樂隊政治上的母體「火盟」(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 )分裂為「民陣」(人民民主陣線)與「火盟」的過程息息相關。
1996年,我還在唸碩士班,對於學術與社會實踐的關係感到困惑與不滿。工委會鄭村棋和吳永毅剛好向我提起,是否一起合作出版一捲台灣工運歌曲專輯(註1)。因著製作這張工運歌曲專輯的機緣,我找了當時研究所的同學楊友仁帶進他的樂團「無聊男子團結組織」,並邀集工委會(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旗下的工會組織中的幹部與工人,一起籌畫專輯。
那年同時也是「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立的前夕,當年的工人秋鬥遊行主角是遭受惡性關廠的聯福製衣、福昌紡織。在我的建議下,找來幹部及工人在仁愛路頂樓的辨公室討論為當年的秋鬥遊行主題曲。因著當時周潤發主演的提神飲料廣告,點子王吳永毅建議歌詞一定要反擊「福氣」的假相,這是「福氣個屁」創作的緣起,也是黑手後來發展出來的集體創作工作坊的先聲。
我們在後來幾年的集體創作實踐中,定義這樣的方法為「民主的實踐/驗」,意即透過集體工作坊的民主討論過程,克服成員在文化能力上的不平等狀態。在創作的小團體內,這是對於文化權力結構的重新設計; 對於整個資本主義文化生產機器來說,這是改變由精英壟斷生產關係的基進實驗。
做為一個旗幟鮮明的政治樂隊,黑手那卡西前十年的運動參與,大多與工委會對台灣社會發展議題的批判綁在一起:1996年於工人秋鬥中成立、1998年涉入廢娼議題、2000年「四十工時」鬥爭、1998-2002年持續參與工傷議題、2004年廢票運動….。但隨著工委會原有工會組織基盤的潰散,傳統上由工委會主辦的工人秋鬥集會於2005年停辦(註2),主導秋鬥的工委會秘書處也漸漸轉型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於此同時,黑手參與的社會議題不再侷限於工運領域,最為人知的便是投入人力、提供辦公室資源支援樂生保留運動。
轉型之後的「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持續基層草根組織運動,同時也因應新的政治社會狀態,實驗性地投入了幾次政治選舉。2011年,火盟部份成員登記成立政黨「人民民主陣線」,參與2012的立法委員選舉。2013年,「選舉至上」( 人民民主陣線) 與「鞏固社運基礎」(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 兩條路線的辯論相持不下(註3),導致了2014年7月火盟的正式分裂。
火盟的分裂同時也影響黑手那卡西的運作,團長及兩位辦公室工作成員,在2013年之後積極參與民陣為選舉鋪路的各種活動,2013年底,團員莊育麟更曾於工作會議中提議他有意願以黑手那卡西成員的名義參選,最後被會議否決,但以「以個人名義參選,不影響團務發展」允許莊個人的政治行動。2014年,民陣成員積極於3月反服貿運動現場宣傳人人參選的政見,團員莊育麟、姚耀婷甚至在黑手受邀於集會現場演出時,公開推銷民陣,造成團內其他成員的反彈,非民陣成員主張「黑手並未決議加入民陣」。團內情勢,愈接近年底選舉愈發緊繃。
2014年8月,民陣宣布參選地方八合一選舉,黑手辦公室兩位成員莊育麟和姚耀婷皆以黑手團員身份出現在候選人名單中。2014年10月,團長劉自強邀請張迪皓和我,一起討論團的去留存廢問題,因為團員各自在政治路線上選擇幾乎無法相互妥協與改變,決議由我發動提案討論樂隊解散事宜。11月14日,黑手召開會議討論散團與否。會中劍拔弩張,我、楊友仁、張迪皓說明理由並主張散團,王明惠認為大勢已去,勉強同意散團,莊育麟、姚耀婷認為政治路線不應成為散團理由,表達了不同意的立場。團長劉自強突然改變立場,指責我硬推提案,不願發表意見。最後會議結論為:1. 黑手解散。2. 解散之相關遺產 ( 實質的與文化上的) 待選舉過後下次會議討論處理。
豈料在12月選舉過後,黑手辦公室遲遲未召開會議,反而持續以樂隊的名義接攬各種演出邀約,張迪皓與我頻頻以電子郵件及Line表示抗議,收到的回覆不外乎是扭曲散團決議、或者指責「不談關係、不辯論政治路線就談散團」。團員王明惠算是其中回應最直白的,他直接來信說明散團對他不利,因為沒有了黑手,他就沒有演出機會!
特別要指出「不談關係、不辯論政治路線就散團」這樣的指控的荒謬處。張迪皓親身經歷了2013年-2014年火盟/民陣分裂的痛苦過程,黑手內部的政治路線差異,不單是樂團內部特有的政治差異。發生在黑手的政治及同志關係中的鬥爭衝突,基本上就是火盟/民陣分裂的延續。這個鬥爭也表現在幾次演出場合公開發言上的衝突,實非無的放矢說成毫無討論就提案散團。而從民陣因素介入樂隊發展以來,故事從來就是民陣成員單方面地想把黑手那卡西變成「人民民主陣線私有的黑手那卡西」。
團內也有人主張「兩個黑手那卡西並存」: 一個這麼「鐵桿」的政治樂隊,肯定在各種政治議題上會有特定的政治論述,如何想像兩種政治路線以同一個團體的名義在演出台上各吹各的調?這不就實質分裂了嗎?
黑手的分裂與崩解已經是一個無法挽回的事實。一個主張「弱勢發聲」、「基進民主」的樂團為了特定的政治利益,拋棄了民主誠信原則與組織倫理,應也不是支持者樂見的。對於社運圈的友人質問「解散是否公共化」?我的回答是,黑手的紛爭,是一個私領域中權力鬥爭的故事,但是將其解散並公開來龍去脈,基本上便是在運動倫理與社運文化中投擲一個強烈的提問:「我們容忍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拋棄民主原則嗎?」這便是公共化的過程。
努力貫徹團內民主的黑手那卡西已經不在。唯有讓這個樂團解散,過去廿年那個基於民主原則建立起來的基進文化小團體的發展歷史,才能成為社會運動圈中可被討論、批判的真正公共財。
伴隨我廿年青春歲月的樂團雖然老朽死去,但當年的青春的確熱血。2016年1月22日,告別黑手的最後一夜不需要哀傷。
「歷史的終結與黑手那卡西的最後一夜」演唱會活動專頁
註1: 1990年代,錄音帶還是音樂專輯的主流。
註2: 有關傳統秋鬥的停辦,見孫窮理文
註3: 參考現任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賴香伶臉書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