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恕暉（台北市勞動局機要秘書）
1994年7月30日禮拜六凌晨，新聞局發動大規模「地下電台」（本文名為「民主電台」）抄台行動，新聞局與警察同時到14家民主電台破門，強行進入搬走機器、衝突並打傷電台工作人員，隔天，《群眾之聲》等多家民主電台組成聯播網，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抄台行動，並於再隔天的8月1日禮拜一上午十點發動抗爭，在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集合，向新聞局、行政院抗議，大批鎮暴警察擺出陣勢，手持盾牌、棍棒在行政院前待命，噴水車、消防車也在一旁，場面肅颯。
當天遊行隊伍是一個年輕人指揮，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因頭部受傷無法大聲發言，答應當指揮的民進黨前國代林重模上車後，隨後就下車，並未實質擔任指揮，另一女性指揮也被這警民對峙場面驚嚇，難以言語，這名年輕人與群眾之聲台長張金策一起站在宣傳車上，帶著兩、三千人步行環繞行政院、新聞局，表達對新聞局發動抄台的強烈抗議、不滿。
當時忠孝東路正進行捷運板南線工程，四處堆積著板模、砂石，捷運工地圍籬也不足，警方一再透過擴音器要求人群解散，卻反來引來抗爭者的叫罵，警方不斷叫陣，也派人在行政院、新聞局頂樓蒐證，雙方情緒高張。當隊伍走到林森南路時，警方先噴水打算驅散，但水量不足，反倒為炙熱天氣的街頭帶來一股清涼，部分憤怒的人們拿起地上的木條、石塊回擊。
警方的叫陣，卻更增窘態，原因是：以聲音為專長的民主電台，在宣傳車上放了多個大分貝音箱、喇叭，警方的手提擴音器在這些大音箱前，可說細如飛蚊之聲，根本聽不清楚警方現場指揮官、前中正一分局長張鴻儀在說啥，抗爭隊伍環繞行政院一圈，走回忠孝東路大門前時，手持警棍的警察衝出來，砸毀帶頭宣傳車玻璃，拉斷麥克風線，宣傳車加速駛離後，年輕的指揮也趕緊下車，跑到另一輛在立法院前的宣傳車上繼續演說，避免指揮中心中斷，讓抗爭的人們失去方向。
但第二輛宣傳車上的年輕指揮很快發現，大批鎮暴警察已經聚集在行政院前，敲打盾牌，準備發動驅離，他雖鎮定演說，企圖穩住場面，但警察已一步步推進，兵臨城下，一旁的同志們則一再勸他下車，說他已成警方鎖定目標，眼見中山南路上群眾人數已不如警察，警方哨音一在逼近，不得已之下，他從車後階梯下車，宣布結束這場抗爭，在同志們的推、拖、拉下，小跑步離場，警察眼見指揮者下車了，立即大舉衝出，配合後方水車，揮舞棍棒，強力驅散人群。
在這場激烈的警民衝突中，除了有多部宣傳車被警棍砸毀，也有人把華視新聞採訪車被推倒、燒毀，警民有一、二十人受傷，有多人送至台大醫院急診、住院治療，群眾之聲也發動募款，平撫傷者的心。
出櫃與遲來的道歉
是的，這場抗爭的現場指揮就是我，林恕暉，當年二十四歲，當時各報沒人問出來指揮者是誰，僅《新新聞》週刊明確寫出我的姓名，被迫離場後，由於警方隔天發佈0801專刊，把我與張金策的照片貼在各警局、派出所內，我的人頭照也被放在當時報章「協尋」，我因此開始一個多月的「跑路」的生涯，同志、朋友們替我安排住宿，每個地方住不超過一星期，從埔里農村，到台北公寓，都曾是落腳歇息之處。
在此感謝許多素昧平生的朋友們協助幫忙，感謝他們願意冒險收留逃犯，空出房間、打點餐飲，讓我平安度過這段風聲鶴唳的日子，從南到北，讓我度過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包括：大稻埕文化人士周奕成、媒體人何孟奎等人，不計前嫌（當時在文化大學有既聯合又競爭的學生運動），鼎力協助，收留我住宿，打點飲食，特別在此致謝。
此事件一個半月後，北檢將我與張金策等人起訴，對我求刑一年二個月，當年底張金策省議員參選落選，選後我轉任自立早報記者，且政府粗暴抄台一再遭輿論批判，法官審案時，肅殺之氣已不再，且李登輝、連戰政府亟欲塑造開明形象，隔年台北地院初審判刑三個月，我不打算上訴，但檢方卻不願放過，再提上訴，更向法院求刑十個月以上。
田姓檢察官在上訴書內指我「年僅廿四歲即不務正業，投身暴亂活動，指揮暴民在行政院前聚眾遊行，甚至高聲辱罵行政院長，其言詞之粗鄙，不堪入耳，其行為之大膽，令人咋舌，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環世罕有其匹，心性之頑劣凶惡，亦昭然若揭，惡性如此重大，非重罰不足以懲儆，其所犯之法條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貳年，原審僅從輕量處有期徒刑參月以示薄懲，尚不足以促其悔悟遷善，或反滋其蔑視法律之心，使其低估自行犯行之嚴重性，終啟再犯之可能性」。
田檢察官的論理、文采並茂的起訴書，啟發我對法律、法庭的另一種想像、看法，反倒讓我對國家機器、司法威嚇完全免疫，因為這篇上訴書，在我心目中，成為一種光榮的標記，其娛樂程度之高，遠勝求學、工作所得的獎品獎狀，對我砥礪之深，讓我發願成為更能以理服人的傳播者、運動者，對我日後的人生態度、生涯想像，有深遠的影響。
顯然高院法官並不認同這篇上訴書內容，台灣高等法院的判決並未增加刑度，以判刑三個月定讞，易科罰金折合台幣八萬一千元，而我當時已成為地方記者，標了人生第一個會，繳了罰金，會腳包括警察、情治人員、公所職員、官方報紙記者與同業，如今想來，十分有趣。
訴訟過程中，我已轉任記者，與其他計程車司機同時出庭時，法官審訊得知我當記者後，對我與其他同案被告態度大不同。詢問我時語氣平順，詢問身旁計程車司機等被告時，口氣嚴厲，甚至語多斥責，深刻感受司法體系對不同階層人的應對差異，也加深我希望與中下階層人民一起努力改革社會的決心。此外，訴訟時多次麻煩人權律師、前台灣人權促進會長邱晃泉，特別感謝邱律師多次義務出庭，協助訴訟事宜。
不過，我必須為此抗爭公開道歉，儘管《群眾》曾發動募款，但仍有部分人士受傷、被捕時，無法即時援助，而我也難以出面，尤其隔年起迫於生計，擔任媒體記者工作，在傳播媒體必須「客觀公正」意識型態下，更難以「出櫃」公開身分，每每思及此事，深感虧欠，如今雖已過二十年，終於脫離傳媒工作，必須為當年之抗爭，引發相關人士困擾、失落、感嘆、迷惘，無法為當時之事，整理、檢討、反省缺失，身為指揮者，在此再一次致歉，對不起。
二十年來，許多人深受「運動傷害」，有苦說不出，有人含恨、含悲半生，為彌補遲了二十年的歉意，魯蛇如我並無恆產，只能以二十年文字工作者經驗，我願設法將當年「群眾」與眾多熱心支持者流血流汗的這段歷史，重新出土，目前正收集各項資料，也煩請各位同志、朋友，近日若因此有叨擾之處，敬請見諒，無勝感激。
目前已整理《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及其主要人士大事紀 ，希望能將此段過程整理成冊。
也把我的案例，提供給歷經去年三一八等事件的年輕人參考，這是人生的重大轉折，面對國家暴力會有很多害怕、憂慮，若能好好面對，也會成為豐富人生的重要養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