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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影（文史工作者）
培力作文教室
黑格爾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所有的歷史都會發生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發生的是悲劇，第二次發生的是鬧劇」。由於1994年「米老鼠事件」的挫敗太過慘烈，加上其後發生了「第一次倒社危機」，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東海的人間/台研兩社幹部，沒有再提過任何關於黨營事業或說社團共同經營事業的可能。
但是，彷彿有稀薄的血脈流傳一樣，對於經營黨營事業的渴望仍然時不時出現在後繼的幹部腦海當中。於是在2005年時候，東海的學運幹部聯合友社中興大學「黑森林」的幹部，又開始嘗試另一次新的實踐。
圖說：培力工作室的標誌（取自網路）
在2005年年底，幾位東海人間/台研的幹部王俊凱、關亦然等人，以及友社中興大學黑森林社的幹部彭梅涵、蔡明賢等，開始籌備討論利用王俊凱位於臺中模範街老家的舊房子，成立作文補習班的計畫。
這並非是野百合後的臺灣學運幹部開補習班的首例，早在1998年時。輔大黑水溝社幹部就曾經在臺北縣泰山鄉開過英數理化的國中家教班，企圖以此名義時進入工人社區進行組織工作，不過持續數月之後就結束了。
雖然有前人的失敗先例在前，但是這群東海和中興的學運幹部，還是非常認真的要讓這個補習班實現，他們合力把王俊凱的老家重新清掃、整理、粉刷，又設法找到一些舊的課桌椅，並開始研究Paulo Freire的「批判教育學」等相關的書籍，同時舉行補習班教師的讀書會。
於是在1994年「米老鼠事件」後的第十二年—2006年的寒假，東海學運的第三個黨營事業的實驗—「培力作文教室」開始正式上課。剛開班的時候共有兩個教室：『魯迅教室』和『安徒生教室』，根據參與者的說法，魯迅代表批判力，安徒生代表想像力，兩者結合起來則是培力作文教室的教育目標。
圖說：培力作文教室（王俊凱提供）
東海學運之前開過牛排館、搞過家庭代工，這次會想要搞補習班，而且是作文補習班，其實背後是一套想法在支撐著的。對這群曾經參與過許多學運、社運議題，以及下鄉做過訪問田調的幹部來說，作文不只是一種寫作技巧的鍛鍊，而是一種思考能力的訓練，更是一個培養公民意識的過程。在他們曾經接觸過的很多受壓迫而起來抗爭的民眾中，很多人甚至連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什麼，都講不出口、講不清楚，更遑論寫出來讓其他人看見。表達、發聲本來就是社會運動進行弱勢者培力的重要工作，而作文教育其實是一個對中小學孩童進行公民培力的實踐。
用作文教育進行公民培力
要如何利用作文教育進行公民培力呢？這群學運幹部回歸到傳統左翼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為何而寫？為誰而寫？要怎麼寫？因此在教育的過程中，首先強調寫作的對象性和目的性，而不是空泛無涯的創作論說，這並非表示培力作文教室排斥論說文和抒情文，而是認為先從針對具體的對象的對話以及應用著手，才有可能培養出學童對於作文的喜好，並從寫作過程中鍛鍊思考與反省的能力。例如：「對我影響最深的一個人」這種中小學作文常見的題目，對於培力作文教室來說，就是很沒有意義的。因為，對一個小學生來說，如果沒有特定的目的或對象，為什麼要去思考、想像一個對他來說影響最深的人呢？自然一般的學童對這樣的題目會不感興趣，也寫不好。
因為強調具體性和對象性，使得培力作文教室的幹部設計出很多別出心裁的教案。例如：他們會帶著補習班的學生去烤土司麵包、包餃子，等到飽餐一頓後，再把剛才的過程寫成文章，又或者是帶著學生去餵狗、養兔子，同樣的也是在實踐過後，對剛才的過程進行回溯、反省、重述。
培力作文教室的參與者，多半是2000～2004間中部的學運幹部，圖為當時的跨校性學運組織「新社會學生鬥陣」發行的刊物-「新社會」
更具對象性和公民意識的作法，還有帶著學生去參觀科博館。對於居住在臺中市的學生來說，去參觀科博館就跟住臺北市去參觀木柵動物園一樣的無聊。不過培力的老師對學生說，既然大家都覺得很無聊，那我們這次去參觀，就是從遊客的觀點，把科博館內到底那些設施很無聊、很需要改進，做一個認真的觀察，然後寫一封信告訴科博館的館長，請他設法改進。於是這次去參觀科博館的學生，每個人在參觀的過程中，開始認真的觀察、注意，以找出到底問題在哪裡？
回到教室進行寫作時，每個學生當然有很多話要對科博館館長說，但是老師同樣也會針對內容要求學生修改：「你這樣子講，館長會看不懂你在講什麼？」、「你要說、要講的問題是什麼？要寫得更清楚！」。學生把文章完成，並經老師批改後，還真的以信件的形式寄到科博館去，而且館方後來還有認真寫信回覆。
（PS.據說培力後來有帶著學童去參觀中部另外一個公營機構，並且也透過相同的過程讓學生寫信給機構負責人，不過該機構負責人完全不把學童寫的信當一回事，也沒有回覆。對比之下，臺中科博館對待這群學童的認真態度值得嘉許）
培力作文教室飼養的可愛小黑狗（王俊凱提供）
更經典的案例是有個學生被師長指定參加學校的「世界人權宣言作文比賽」，跑回來培力作文教室詢問老師們要怎麼寫？秉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精神，培力的老師們說：要寫世界人權宣言的作文，要先看過研究過世界人權宣言，於是從網路上下載文本，叫學生先拿回家讀過，明天再來跟老師討論。第二天放學後，學生帶著一臉很嚴肅的表情來到培力作文教室說：怎麼辦？我覺得學校裡面的運作完全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宣言說：人人有自由權，可是學生在學校裡面就是不能沒有自由，宣言說人人有思想自由，可是在學校裡面就是要聽老師說的、考試要寫老師說的正確答案…。後來這個學生是否有寫出作文，就不得而知了。
培力的侷限與終局
培力作文教室雖然在教學實踐上有很多精彩的表現，但是就組織運作上還是有很大侷限。所謂的補習班其實只是一個小型的家教班，持續運作兩三年後都一直沒有突破家教班的格局，沒有辦法在經濟上達到完全的收支相抵，大部分還是要靠參與的學生幹部的服務奉獻來支撐。雖然在某些家長的支持下，曾經在雲林開辦過「斗南教室」，大度山上開過「東海教室」，但是因為學生人數太少，其實反而增加了作文教室在時間、金錢上的交通成本。另外，如同所有的新創事業一樣，內部的人際衝突也不少。老實說，對照臺灣學生過去的社會參與的歷史來看，會發生這些事情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重重的內憂外患下，「培力作文教室」竟然能維持了快三年才宣布解散。其中很大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於培力作文教室所使用的空間，是成員王俊凱的老家，房租壓力非常小。
培力作文教室後來改名為培力工作室，成為很多中學生聚集的空間（王俊凱提供）
2008年，約在野草莓運動發生後不久，「培力作文教室」就宣布解散，但是仍然成為當時參與培力作文教室運作的學運幹部們固定聚會討論的場所，而後培力作文教室改名為「培力工作室」，部分成員後來投入了雲林反六輕的公投運動。培力作文教室的空間，並在2013～2014年間，成為中部「反核之夏」營隊幹部學生的工作室，並且集結了一群中學生在這裡固定討論、聚會、活動，還曾經邀請王丹來此地演講。
圖說：中部的學運團體偶而會利用培力工作室的場地舉辦活動（王俊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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