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人間/台研資料室
文/解影(文史工作者)
對東海學運黨營事業實踐的反省
在筆者關於東海學運「黨營事業」的文章刊出後,有朋友私下用臉書訊息詢問:為什麼東海那麼喜歡搞「黨營事業」?就筆者個人看來,這個實踐的背後有著東海學運本身的特殊性,但也有著臺灣學運的普遍性特徵。
就東海學運的特殊性來說,根據鄧丕雲的分類,東海大學是屬於跟台大、輔大等「都會型大學」不同的「社區型大學」–
「社區型大學是指大學與周邊自成一個系統,通常在都會生活圈外或是邊緣…如東海旁的東海別墅區與校園形成一個獨立的社區即是典型的例子。」
(鄧丕雲,1993:227)
由於東海大學的校園與周邊聚落形成一個獨立的社區,學生彼此間的人際關係、社會連結較為緊密,加上有勞作制度、大一全體住校制、校園景觀認同感等獨特的校園文化的支持,東海的學運實踐一直展現出較強烈的集體性、組織性的性格,例如:延續至今的校外工作室傳統、運動實踐中和過去歷史的緊密聯繫等等。在大學時代曾經有過如此緊密的組織關係,當然會嘗試想要在畢業後能夠繼續延續、擴大這樣的連結,加上台中地區的物價、房租相對較便宜,有助於悲情城市到培力工作室等類似性質的實踐會持續出現,從這些因素來看,「黨營事業」的實踐,確實是有著東海在校園文化、地理位置、運動思維上的特殊性使然。
從台灣學運實踐的普遍性來看,從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後的「野百合通訊」、「紅燈左轉」、「東海社工會」..等等的學運實踐可以看得出來,「如何在離開校園後仍延續學運實踐」,其實是很多在大學時期深入參與學生運動的成員,縈繞在心中的重要問題意識。畢竟,學運不能只是年少輕狂的熱血沸騰,社會變革的工作向來就需要一個廣大的視野和持續性的行動,短短的大學生涯當然不足以讓期待中的整體變革發生,如何讓學運的成果延續不斷進而開枝散葉,本來就是學運實踐的重要課題。
對於從創辦「東潮」的地下刊物時期走到野百合時代的東海學運幹部來說,在人間工作坊創社之初就已經很認真的在思考「延續性」的課題,因此產生了「悲情城市牛排館」。而對於曾經經歷過2000~2002年「東海希望聯盟」、「九二一災盟」、「新社會學生鬥陣」、「民學聯」…等高度緊密的組織運作與人際連結的東海學運幹部來說,當然也會想讓這樣緊密的組織關係繼續延續下去, 即使是以一種幽微而迂迴的方式,去成立一個作文教室也無妨。
延續校園學運實踐的想像—強連結與弱連結
這種嘗試延續校園的學運實踐的問題意識,在具體的實踐上,可以區分出「強連結」和「弱連結」等兩種類型。就強連結來說,前述在1993~1994年間的「野百合通訊」、「紅燈左轉」、「東海社工會」..,可以說是最具有政治企圖心的努力,亦即把校園的幹部,嘗試透過集體加入社運/政運團體,或者透過刊物、固定聚會等方式,繼續以一個具有共同政治目標的團體的方式在社會上進行實踐,這種實踐方式,到了1997年以後的「反高學費聯盟」、「新世代青年團」乃至於「連結」系統,都還可以看到類似的實踐。
不過,也正如我們在後來的歷史中看到的,這些實踐後來都沒有辦法延續。即使是東海人間/台研以其獨特的校園文化以及緊密的人際連結,曾經嘗試想要在中部地區創造一片屬於自己的運動陣地,但是最後還是走入以個人方式零散的參與政黨政治與地方選舉的結局,期間或許會有某些出類拔萃的個人表現,但就只是「個人」的表現,而和整個運動的集體無關。
「強連結」不可能,那麼採取「弱連結」--設法保存當時的人際網絡,透過這個網絡進行特定議題的資源分享連結,也是一個做法。在2007年舉辦的首次東海人間/台研校友聚會中,曾經有人喊出「過去我們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我們都一樣,現在我們可以更強大,因為我們都不太一樣」的說法,這個講法聽起來很動人,但是在具體的現實上,如何讓許多社會位置上有很大差異的個人,可以產生具體的連結,實質上還是有很大的困難,即使是連固定性的校友聚會都沒有辦法持續做到。
「繼續延續校園的連結,在社會上創造自己的陣地」的想法既然不可能,約莫在2007~2008年間的「培力作文教室」曾經提出過一種想法,即創造這些機制的目的,不在於重現野百合時代具有那樣強烈的政治企圖心的實踐,而是提供社員/幹部一個畢業後在校園和社會之間的中介,讓幹部們可以透過在這個中介的參與中,不那麼快的被整個主流社會的運作方式給「沖走」,而可以發展出相應的轉圜空間或是實踐方式。最起碼,不要讓大學時代的學運參與,成為只是年少時期的輕狂,而可以在未來的生涯規劃中,或是個人的生命內涵中,進行某種整合。但是隨著培力作文教室的結束營業,可以看得出來,即使是這樣一個微弱、微小的願望,在當下的歷史現實中也很難完成。
嚴肅的課題:延續校園學運實踐如何可能?
由於學生身份的短暫性和流動性,因此學運參與者相較於其他社運部門,會有更強烈的「主體性」的焦慮。如果不能發展出一個實踐上可能的政治計畫或中介,以延續在校園的學運實踐,那麼即使聲勢再浩大,學運所可能產生的累積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還是有限的,隨時會隨著參與者學生身份的消失,以及校園組織的潰散,而讓數年的運動成果化為塵土。東海學運的「黨營事業」或許是90年代臺灣學運史中一個有趣的軼聞,但是背後顯現的其實是一個非常沈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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