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教授協會針對最近有關中華民國「國父」的爭議，於今（26）天舉行一場「『國父』是誰？中國國民黨說了算？」的記者會，就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來釐清此一事實，平息社會爭議。
台灣教授協會認為：還原史實是轉型正義的重要一環，立基於事實使人民了解過去，方能促進社會和解，邁開步伐往前進步。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無所謂的「國父」之人，那麼台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中華民國的「國父」是誰？又如何塑造成為深植台灣人腦海的崇拜偶像？
國民黨北伐後廢掉原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於中華民國17年12月17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國徽國旗法〉。撤退來台後，1954年10月23日再度修訂，其第6條規定：「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軍事部隊，應於禮堂及集會場所之正面中央，懸掛國旗於國父遺像之上」。總統、副總統乃至於其他文官就職宣示時，也要對國旗及國父遺像宣讀誓詞。
台灣長期因威權殖民教育所致，「國父孫中山」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從中國歷史角度而言，民國肇建之始，由全國代表組成的南京臨時參議院以賀電稱「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者並非孫文。
直到1940年，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並去函要求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執行，才把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文升格為「國父」。難道中華民國的「國父」，只憑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少數人說了算？難道不應該還諸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來釐清嗎？!
薛化元教授表示：獨尊孫中山的爭議問題，事實上中華民國史的問題，也應該在中華民國史的脈絡來理解。 此一問題癥結在於國民黨當局長期扭曲史實的造神運動，從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一脈相承，是孫中山領導革命的歷史軌跡。問題是，長期以來這種一脈相承的歷史敘述就是違背民國史的史實。而孫中山作為革命的先驅是一件事，辛亥革命是否為孫中山所領導則是另外一件事，特別是民國肇建之初，孫中山作為革命陣營領袖的地位都大有商榷的餘地。
陳俐甫教授質疑：孫中山不是台灣的國父，也不是創建中華民國的人。如果孫中山是國父是真理，為何不能辯論？如果是法律，為何不能提案修法？如果是政治，為何不能訴諸民意？如果只不過是意識型態，為何要維持特定人的？如果算是祖宗牌位，我們有何義務要拜國民黨的總理？如果台灣是民主國家，那是人民為主？還是國父為主？
中研院研究員潘光哲以其研究著作《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說明「英雄」形象的塑造過程，與「孫中山崇拜」的出台和其所引起的疑惑和抗議。他說1929年國民黨全力推動「以黨治國」，規定人人都得背頌孫中山的遺囑，參加「總理紀念週」的時候，胡適就有批判：「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週不可不做。」在他看來，這樣的做為，只會「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當然，胡適必須為自己的批判，付出代價，「反動」分子的帽子，就此戴在他的頭上了。
殷海光在1960年發表了〈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直言「自從國民黨得勢以來，就把三民主義捧若聖經，自黨員以至於人眾，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三民主義「必須以高壓手段餵填鴨，必須拿考績和利祿來作鼓勵」，最後的結果，「不僅禁錮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錮了三民主義」。殷海光對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的批判，與胡適同聲共調，他得承受的代價，更是自己在台大的教職乃至於生命。
畢竟，國民黨政府及其政治領袖支配君臨中國的正當性的來源，正是建立在這一套「孫中山崇拜」的儀式之上的，正如同「列寧崇拜」在蘇聯的態勢一樣，孫中山或列寧都成為神聖的象徵，是既存政權能夠操掌生殺與奪之權力的泉源。現行《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條猶然規定，「意圖侮辱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其遺像者」，都必須接受法律制裁。一句話，孫中山的「聖人化」，實在是黨國意識形態打造的歷史結果。
台教會秘書長許文堂強調，我們同意新總統所說，新政府將在轉型正義議題成立整體思考的機制，我們主張應從教育課綱及歷史事實方面著手，人民自然容易拋棄「不具正當性」的歷史謬誤。然而長達四個月的交接期，新一屆的立委急於在轉型正義方面力求表現，因而有幾個不同的提案，然而中國國民黨面臨「黨產」歸零的危機感，加上正逢黨主席的選舉，各候選人為凝聚選票呼群保義，不惜激起追隨者不理性的情緒，可能失去轉型成為民主台灣的民主政黨的機會，十分可惜。
民主國家容許有各式各樣的偶像崇拜，唯獨不可以定於一尊的個人崇拜。本會只是將歷史事實呈現，希望終止少數人反民主的訴求。如果我們以為民主自由是台灣的新價值，就應拋棄中國國民黨多年來黨國意識形態的綑綁。
時間：2016年2月26日（五）上午10:3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C室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3樓)
主持：張信堂 會長
與談：
薛化元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教授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俐甫 ︱台灣教授協會 北區執行委員
許文堂 ︱台灣教授協會 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