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Tina Leggio
文 / 陳政亮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紀念這個起源於女性勞工的節日，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只）給忙碌的女性享受貴婦一天的特權」，而是為了讓社會永遠記得女性勞動者所面臨的同工不同酬與勞動條件低劣的當代處境。說是「當代」，是因為許多人經常誤以為台灣現在已經不存在著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女性勞工已與男性平等了；但其實根據勞動學者張晉芬2013年的研究，各行各業的勞工，女性收入都還是低於男性；而不分行業總體來看，即便這三十年來男女薪資逐步拉近，但直至目前女性薪資仍只有男性的八成左右。
「同工不同酬」是雇主降低人力成本的不變手段，僅因各種身分不同而差別對待（例如：性別、族群、年齡、國籍、甚至取得國籍的先後…等），表面上看起來毫無道理。但這類手段一直無法被根除的原因，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還有論述層次上的效果。在文化想像中，女性工作一直不被承認是種「有價值的勞動」，總是被說成「不具技術性」、「工作狀態不穩定」，從而合理化了對女性勞動價值的貶低；甚至說其「根本不是勞動」，不過是「瑣碎的雜務」，因此工資並非是勞務的對價，而是「補貼家用的零用金」，乃至於發展出「工作是為了幫助婦女進入社會」這類「提供工作是為了救濟女性」的顛倒說詞。
作為一種與經濟利益相符應的文化政治形式，「貶低勞動價值」與「根本上否認勞動」的這類論述，除了強化了性別上的勞動不平等之外，事實上其範疇遠遠超過性別的領域。這兩年來，台灣高教領域針對學生兼任助理是否為勞工的爭議，恰好提供了我們觀察高教雇主為求降低人力成本而發展出來的一整套顛倒論述，與女性勞工被貶低乃至否認其勞動價值的一致性。
毫無疑問的，當代高等教育領域的知識生產與傳遞，必須仰賴於學生助理的諸多勞動。助理不僅在實驗室工作，課堂上帶領討論，在研究過程中收集與整理資料、書寫文字、甚至提出創新的觀點，也在各種行政事務上提供必要的支援。很遺憾的是，雖然在政策的層次上2008年勞委會已將兼任助理納入勞基法，但直到2016年的現在，各大學校方與教育部仍不肯承認兼任助理的勞動價值，使得這些不可或缺的勞動，在當前教育體系中仍不被承認，從而使得助理實質上被排除在社會安全制度（勞保、勞退、健保）與勞動保護（勞基法）之外，進一步使得濫用學生勞動的現象成為常態。
而這兩年來透過兼任助理不斷向勞動部檢舉校方違法，大學與教育部逐漸感受到了勞動法令的強制性；然則，各大學與教育部仍認為自己與眾不同，並不適用勞動法令，還說基於大學自治，勞動法令不應進入校園，將申請釋憲。而他們最典型的論述便是：兼任助理所做的事「並非勞動，而是一種學習」！並進一步發明了所謂「學習型助理」的概念。按此概念，兼任助理在實驗、田野、整理資料、撰寫報告的過程中，乃是在學習如何進行「研究管理」；在點名、帶討論、批改作業、登錄分數的過程中是在學習如何「擔任教職」；在承擔各種行政雜務如：打字、倒垃圾、準備茶水、送公文、借場地時，是在學習「文書處理技巧」、「環境保護」、「服務精神」、「辦公室倫理」、「場地管理」與「生活教育」了。
校方否認兼任助理勞動價值的說詞，顯示出他們認為兼任助理工作是基於某個崇高的目標（亦即「學習」）的自發性行為，因此與勞動無關；就好像女性從事家務工作乃是基於性別倫理的「理想」，從而不具有真正的勞動價值一般。更進一步的，校方與教育部甚至認為：給學生工作乃是「為他們好」、「讓他們做點雜務領點零用金」；正如同「提供工作是為了救濟女性，補貼家用」、「為了幫助婦女進入社會」的說詞一般荒謬。
「送公文、倒垃圾、幫助老師與單位處理研究與教學上的瑣事，不能算是勞動吧！這應當是校園師生倫理的一環」，校方如是說。一位女性作家廖玉蕙在思考家務勞動時則說：
…外子自中科院退休後，便陸續接手了一些原本隸屬於我的工作。從那時起，最常聽到外子的抱怨是：「今天，先是去郵局，再到銀行、市場，接著去八德路買Key Board…整天被這些瑣瑣碎碎的事給絆住，沒辦法做一件正經事」。我不大確知他所謂的「正經事」指的到底是什麼，不過，在他還沒退休前，那些他所謂的「瑣瑣碎碎的事」，都是我掙扎著在課餘時間包辦，我可從來不認為那是無足輕重的「瑣事」…
難道不是這樣嗎？雖然是這些瑣瑣碎碎的事支撐了所謂的「正經事」，卻被人們認為是在某種倫常規範下特定身分者的責任，因此當然不是勞動，更不需要任何勞動法令的介入與保護。在與此相符應的經濟層次上，雇主自然無需付出除了「正經事」之外的薪資，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的成本。
在國際婦女節的當下，紀念這個起源於女性勞工的節日，我們不應忘記歷史上那些爭取自己的勞動價值被承認的工運先輩，更不應當忽略了當下正在戰鬥中的勞動者：她們以自身被歧視、被消音、被抹除的生命經驗告訴我們，雖然雇主與國家總是以某些說法來否認我們作為一個勞動者的存在，但因為永不停止的集體戰鬥，我們終會在不遠的將來徹底克服這些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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