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外的公民課

「習慣」就一定「合理」嗎?

圖/Chris Smart

文/許清閔(苑裡高中公民科教師)

實例一: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
104學年度第1學期休業式,高雄中學取消向孫中山像敬禮。[1]
立法院甫開議,部分民進黨籍提案修正孫中山的國父定位。[2]

實例二:網路新聞披露高鐵彰化站使用人數墊底。[3]
「高鐵乘客數最少車站公布!彰化恐成蚊子站」at Gossiping[4]

實例三:憲兵以購買商品名義,調查擁有政府歷史文件的民眾。
國防部證實:軍安總隊主控 買茶誘約魏男[5]

實例四:105年的大學繁星放榜了![6]
當晚,有人在臉書上留給我一則「誇張」的訊息,留言者是一名就讀教育大學輔導相關科系的學生。隔天,我聽到身邊有人討論「48」級分上台大,言談中伴隨著對級分的質疑與不可置信,場景是在前往某場教師研習的接駁車上。

 

洋洋灑灑列舉四則看似各不相干的事件,也許大家會心生疑慮,其實這些事情都有著台灣社會共有的主流處事態度-習以為常!

但是,我們要關心的是,「習慣」就一定「合理」嗎?

以實例一來說,臺灣學生大多從小被教育中華民國國父是孫中山,孫中山幾乎跟中華民國的建立畫上等號,孫中山幾乎變成另一種國家象徵,甚至是政治認同、向「中華民國」表忠的對象!但這是習慣還是共識?是便宜行事還是合法正當?孫中山是國父這件事情是在民國29年,由國民黨通過決議,建請當時不具民意基礎的國民政府通告[7],這是否足以代表當時中國土地上的眾人共識?即便已經過了許久,民意是否無權對此提出檢視?

相同的狀況出現在實例三。在憲兵搜索民眾引爆爭議的時候,憲兵單位直接搬出法規以自己是「司法警察」辯解。但卻忽略身為司法警察一員的憲兵,在執法之餘,是否應該同步「守法」?國家常告訴人民「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怎麼在向人民宣導的同時,沒向國家執法者進行教育?也許憲兵們始終無法理解,自己是依過去的行事模式處理,為何大家議論紛紛,譴責不斷,遺忘了今夕何夕!

實例二的新聞上了媒體之後,看看標題,莫不以彰化站是蚊子站,或是設這一站讓高鐵變慢等文字,讓彰化站背負各種輿論的負面看法。為何?因為我們習慣高鐵服務都會區的既定印象,所以會質疑地點為何不在人口稠密的北彰化?甚至否定高鐵彰化站的建設!對於公共建設,民意當然要保持監督與懷疑,但與其持續爭執站區地點與設站與否,為何不去關心同一則報導中,揭露彰化南投各地往來高鐵彰化站的開車時間?以及開車時間過長所意味的交通運輸配套建設欠缺或不足的「現況」?[8]

實例四更讓人感觸良多。繁星制度實施多年,最初本意是希望提供偏鄉高中畢業生,能有更接近頂尖大學的就學機會,所以在選才上揚棄過去以一次考試(過去聯考,現今的學測指考)定勝負的作法,而以學生在學的整體表現占校內同一屆學生百分比,作為進入大學的第一道篩選資格。可是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這個社會是否依然「習慣」以升學考試成績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習慣也深植教育界!

這四則例子的確各自不同,但可以發現其共通的癥結都在於社會太習慣因循「習慣」!習慣並非壞事,但習慣不代表一定合於當前法治與多元社會的要求。以孫中山的例子來說,如果能藉由民意討論重新定位,不是更符合「國父」應具備的民意認同與正當性嗎?再以高鐵設站彰化來看,翻閱地圖查看車站選址與路線、地形關係[9],是否能少花一些力氣討論於現況無益的議題,而能真正察覺現有困境的癥結?學習社會學科或者關注社會議題時,你我在面對習慣之餘,不妨「且想想,再想想,多想想」!

 

[1]〈雄中學生會決議,取消向國旗、國父遺像敬禮儀式〉,風傳媒,2016.2.2
[2]〈追求轉型正義 高志鵬:廢除國父遺像〉,中視新聞,2016.2.23
[3] 林佳賢,〈8張圖帶你看高鐵三新站中,為何彰化站人潮比雲林和苗栗站少〉,《關鍵評論》
[4] PTT Gossiping看板,2016.3.3
[5] 程嘉文,《聯合報》,2016.3.10
[6]〈48級分上台大「浪費納稅錢」?霸氣學姊反酸打臉:沒程度〉,東森新聞網
[7]〈【政治事】「國父」穿梭法律 卻找無「孫中山」〉,《新新聞》,2016.3.2
[8] 以林佳賢先生的分析指出,除了北彰化到高鐵台中站比較便捷之外,連同為南彰化的二林,若要年下到雲林站的時間也比到彰化站更短!
[9] 〈關於高鐵田中站 你一定不知道的事〉,Dcard,2016.3.3,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1198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