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讀|無聲的一代：《二二八記者劫》序

文 / 呂東熹

「知識份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金耀基

對統治者提出異議與批評，是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抵抗日本殖民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傳統，1945年戰後，臺灣知識份子延續了這種批判精神，尤其新聞輿論界，更接續了戰前評論時事、關心國族問題的知識份子使命感，而興起一股辦報熱潮。二二八事件爆發前，日治時期有媒體經驗的臺灣新聞界菁英，紛紛投注熱誠，都想在言論上對百廢待舉的臺灣建設與未來前途，甚或長官公署施政，貢獻知識份子的言責。

豈料，一場劇變，使得包括醫生、司法官、報業、教授等一批養成於日治時代的臺灣知識菁英，歷經變動年代的浩劫，雖渴望在戰後有所作為，卻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或犧牲生命、或逃亡，或淪為階下囚，很多人從此噤聲，黯然退出言論出版界，也失去文學╱文化傳播權力，使得臺灣本土論述因此弱化，成為無聲的一代。

研究二二八歷史頗深的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有深刻的體悟，他認為︰

「臺灣菁英遭此浩劫，傷亡慘重，也對『祖國』失去信心。倖存者從此不再奢談政治，臺灣社會發生斷層，上一代的經驗無法傳給下一代，臺灣歷史文化失去聯繫。」

張教授所稱「發生斷層」與「上一代的經驗無法傳給下一代」，可說深刻地指出了，二二八劇變的影響，並不僅止於當時的直接受難者，其親族、子女遭事件衝擊分崩離析，頓時陷入基本生存的苦痛掙扎者比比皆是，生命與存在狀態被外力斷然扭曲，從此不論在家庭及個人精神、心理等私領域，或政治、經濟、社會等公領域，均長期遭受比一般人更沉重的箝制和壓抑。

《二二八記者劫》深入訪問或整理二二八事件後，部分新聞界受難者與家屬的生命故事，和他們終其一生與苦難記憶搏鬥的深刻履跡，希望能進一步探索並勾勒出，當一代新聞精英為了臺灣的前途與發展，善盡知識份子針貶時事之責，勇敢堅守新聞、言論自由陣地而犧牲受難後，他們自身的處境變化與思想更迭，以及他們的親族與後嗣又陷入怎樣的現實生活境況，以及如何面對橫亙眼前無比艱難的生存挑戰？

受限於時間、史料與諸多因素，《二二八記者劫》仍有許多未盡訪問、報導的受難當事人或家屬，誠屬遺憾；當然，這項工作若能更早進行，部分受難當事人或許可以提供更明確、真實的史料與事蹟，然而，每一次的計畫啟動與階段性成果，都是與時間競賽下難能可貴的收穫，意味著：二二八相關歷史的拼圖又增加了若干不可或缺的區塊，這也正是基金會未來將持續努力的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