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Hernán Piñera
文 / 胡采蘋
唸碩士班的時候，我曾經遭遇過一次隨機攻擊事件，晚上十點多，在回家的路上，雖然只是雙向道，車流仍熙來攘往，還有明亮的路燈。
我感覺到有人從後方快步走來，本來想靠邊讓路，但是那個人從後面抓住了我。當我回頭一看，這個人全身都沒穿衣服，連鞋子也沒穿，臉上有一副眼鏡，弓起身體做出痴漢的表情，瞇著眼看我。就在路燈下面，他身上反射著慘白的光線，我以為自己遇到了鬼，無法克制的大叫。
好幾個摩托車騎士丟下車子來逮住了他，我一直發抖、說不出話，大弟十多分鐘後趕到現場，見到家人我才終於哭了出來。進了警局，警察告訴我，那是隔壁醫科大學的學生，隱約中我聽見「性變態」三個字。
回家後，我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沒辦法睡覺。家裡是高樓層公寓，但是我躺在床上，就看到他站在房間的窗戶外面（那裡不可能站人），一翻身就覺得他在後面。我搬到弟弟們的房間，可是多數時間是弟弟睡覺我在流淚，因為我一直看房間裡有沒有人。
很久以後，我才能走出家門，在白天去學校上課。充滿我心中的，除了恐懼，還有無數疑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那時候我覺得全世界的人都有問題，大家平常看起來衣冠楚楚，可是你也不知道背地裡他們是什麼樣子。
為了面對心中的恐懼，我把圖書館裡所有abnormal psychology的書借出來（我不太確定這個詞的中文翻譯是否恰當：變態心理學），可是裡面關於暴露癖的章節很短，所有書上都說，臨床患者的特質是缺乏自信、人際相處困難。
我花了好幾個月時間，說服自己這只是一次隨機攻擊，我只是剛好碰上了；攻擊者是因為自己的人格缺陷，並不是刻意要傷害別人，這個世界並非到處都是攻擊者等，然後我才能慢慢回到社會生活。有很多人協助我，包括跳下車的摩托車騎士（後來勇敢的出庭作證）、社團的學長姊弟妹等（大家都問我怎麼不去收驚）。
後來我被法院傳喚出庭作證，到庭的時候，攻擊者的父母陪他坐在走廊上，我突然有點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他的媽媽非常凶悍，竟然指著剛到庭、還沒來得及說一句話的我，口中一直咒罵。那是非常恐怖的經驗，好像做錯事的人是我，但似乎那也澄清了我心中的一些疑問，變態者有變態者的困境。理解了這一點，反而比較緩和下來，因為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壞人，包括壞人也是。
小燈泡的遇害，帶給台灣社會重大的傷痛，但是對於受害的人來說，最先需要處理的或許真的不是反廢死問題，而是讓自己的恐懼發洩出來，一點一點收拾破碎了一地的自己，一步一步從絕境中走出。在受害者身邊談論反廢死，其實有點像是在快要溺水、掙扎逃出生天的人旁邊，痛揍推他下水的人，解決的不是溺水者的問題，而是旁觀者的。
已經十幾年了，直到現在，我在走路的時候，只要後面傳來腳步聲，我都會反射性的立刻回頭，一直等到對方走到前面，我才繼續走路，因為我沒辦法忍受有人走在後面。後來我也沒有去查訴訟結果，因為我知道，如果法官沒有判他，我會感到難過、不被法官相信；但是如果判了他，我會更難過，因為我知道他可能有他的困境。
因為大學時期參加演辯社的緣故，我曾經認真的廣泛閱讀關於死刑的實證研究，也很早就支持廢除死刑，即使經歷了攻擊事件，這樣的立場也不曾改變。但是我也絕對尊重這個社會希望保留死刑的呼聲，對我來說，因為我們不曾處在受到嚴重傷害的被害者位置，我們都無法判斷站在那個位置上的人，要如何才能重新面對社會（雖然應報可能不是死刑存在的唯一理由）。這個問題很難，或許雙方都為對方保留一些對話空間，不要認為對方毫無道理，會是比較好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