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Yijen Lin
文 / 汪彥成
最近每天發生的事情幾乎都在提醒我，與人共存於世何其艱難疲憊，在大多數的時候擁有這種能力何其僥倖。於此時，人們圍在派出所外面，等待憤恨地報復。白天的時候，他們帶走「搖搖哥」──那時候好像還沒有這樣習慣叫他，且總覺得多少有股調侃意味，因此通常只是非特定地稱他「阿北」──且台北市打算繼續有規模地這樣做。
正是這樣的事情讓人覺得「廢死表態」的輪番挑戰並無法真正幫助我們弄清楚狀況。特別是當「廢死」（令人有點意外地）在特定社群內具足某種道德進步性，它竟然讓我感到有點太輕易了，甚至不安。曾幾何時，表態廢死變成在好友圈會獲得很多讚的事情，以至於我們甚至可以在這種語境中去檢驗其他人的廢死是否夠「堅定」，是否足以展現「道德勇氣」，而暫且不用討論它真正意味著甚麼，以及那個「甚麼」究竟是不是同一件事。
廢死真的在道德上是自明的嗎？或者另一個政治不太正確的問題：對廢死的支持者來說，存不存在「壞的廢死」和好的「不廢死」？台北市的「大檢查」或無期不得假釋，會是廢死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嗎？甚麼樣的問題有意義，該同時被討論？廢死與否本身快要把這些問題都取消了。
這裡存在一種弔詭：我們可以因為廢死，而主張相應的社會風險調控機制，在「不殺人」的前提下，將那些潛在者與搖搖哥都予以管控和隔絕，提高被認可為「正常」、「衛生」、「健康」的標準﹐以更強的治安措施來交換活囚犯。同時我們也可以主張廢死，因而承認更多共同生活於世的可能性，在社會空間中重新找尋我們與搖搖哥、「毒蟲」（我很驚訝於新聞竟然可以直接使用這個字眼）、性變態與殺人犯有可能毋須再彼此傷害的位置，同時──儘管不理想，但終難絕對避免地──共同承擔某些威脅，且把那些威脅視為共同生活的本質與責任。
至少存在的這兩種廢死，都可以呼籲「社會安全網」，儘管它們可以意味完全不同的事。在第一種情況中，為了從強大而殘忍的國家手中拯救可能被錯殺，或因群情激憤、「求其生而不可得」的死囚，我們轉向尋求一個強大但慈悲的國家，讓那些不適於共存的人遙遠地活著。（在這個意義上，台北市完全可以支持廢死，同時抓捕搖搖哥，其本質並不互斥。）在第二種情況中，人們試圖尋求其他社會形式，來取代國家對「風險」的處置，進而承認這個我們彼此貼近共存的世界並不盡善盡美（也並無絕對的「安全」）。
「廢死」的道德進步性容許（至少）這兩種迥然相異的情感同時成立的事實，使得另一些事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堅決地表示廢死」：我們究竟透過怎樣的想像，討論哪一種廢死？以及，更直接地，在那個「無死刑」社會來臨以前，我們又要哪一種「不廢死」？而不管你廢不廢死，我們幾乎都必須先在後一種情況中做選擇。這是一個與廢不廢死同樣嚴肅，但更加現實的問題。
在政大延畢準備研究所的那個學期，我幾乎每天都會見到阿北。那時候總圖的門禁還沒延伸到一進門處，他總是搖搖地晃進來，穿到蔣公銅像後面的垃圾分類桶挑撿沒喝完的city cafe或早餐紅茶。他唯一不那麼令人愉快的事情是，會忘記把垃圾桶關好，但那也沒甚麼關係，我們會幫他關。如果你問我，我會說，把阿北擋在電子門禁外、送進救護車的廢死對我來說毫無意義。讓人在絕望中以監所勞動用的剪刀刺進心臟的廢死毫無意義。只要鼓起道德勇氣高喊廢死，其他責難只要怪給「反廢死」的廢死也毫無意義。因為在其中，共同生活於世可能是同樣疲憊艱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