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十年劇照
文 / 陳景輝
《十年》一片讚好，都說它觸碰了一般商業片不敢觸碰的政治課題，可謂直面時代、扣人心弦。這當然很對。但除此之外，電影作為創作，好的作品通常能叫人轉換一下對現實的感知方式，從而觸發觀眾對自我、人際、社會或世界進行反思。
若從這方面看，《十年》所謂的極端想像，弔詭地，其實頗為缺乏想像力。銀幕上出現的對普通話、少先隊或中共操盤一切的恐懼，早已滲透社會神經。電影幾乎只是對瀰漫於空氣中的焦慮在銀幕上再執行一次。5齣作品至少有3齣是在重複早已存在的焦慮，「十年」的意思彷彿就是焦慮給10倍加劇。
問題是，針對過去幾年從未間斷宣告「香港已死」的香港人，再多拍幾部政治末日預言的短片，實在無濟於事。所謂警世，恐怕不是對早已瀰漫空氣之危機的一再反覆警示，而是針對我們尚未清楚察覺的危機，才算真正預警。
遺憾是，新晉導演並無改寫或稍稍偏離，甚至超越這單一焦慮的循環，例如所謂赤化的危機，並沒有較為複雜和細緻的處理，而是像樣板戲一般重演一番小紅衛兵四出批鬥的劇目，更遑論除此之外，探討諸如階級、世代或環境之類的其他危機。
假使我們無法轉換對現實的既存感知方式，不能以新框架看待舊問題，或看見以往被忽略掉的社會層面，那末，想像的翅膀便永遠無從起飛，超越當下的未來亦無從接近。
更大問題是，《十年》內大部分的人物設定，都是沿着赤化的陰影來賦予其意識形態功能。像《方言》中的乘客、同行、妻兒等，都彷彿是用作突顯普通話入侵的裝飾，沒有性格和輪廓。以至幾部短片中的靈魂人物，都缺乏立體面貌和人格，如士多老闆、的士司機，以至被犧牲的小混混殺手，他們的存在，彷彿就只是用來襯托時代的黑暗而已，要不是像《浮瓜》般靠擲毫決命運（其實決不了），或像的士司機任由宰割，充其量也只能是像《本地蛋》般讀出一句半句劇本上寫好的金句罷了。
哪怕是備受好評的《自焚者》，電影企圖指向當下尚未存在的抗爭者，但其想像似乎也缺乏足夠支撐。影片沒有探討自焚婆婆的心路歷程，為其賦予足夠的人格厚度和社會現實感，宛如浮光掠影。即使是主角歐陽健峰，影片中也沒有好好告訴觀眾，一個原本只是信奉「和理非」路線的抗爭者，何以走上激烈得多的絕食至死之路。
倒過來，在短短20分鐘，影片卻花了不少篇幅，給予電影中的評論家們，浮光掠影地滔滔不絕，東拉西扯侃侃而談，即所謂偽紀錄片的電影方法。
自焚這一打破禁忌的激進想像，當然值得支持；問題只是，這一自焚者之造象是否具有足夠支撐，能為觀眾帶來反思的距離和不一樣的面貌？抑或只是想當然地期待如此這般的激烈人物將在未來出現，鼓舞一下期待更激烈抗爭的未來人心？
最後談談《冬蟬》。這齣短片也未免過度陷於自溺，被一種徹底封閉的無力感壓垮。最初的標本工作何以有意義，又後來何以突然轉向徹底無力，都以一種自說自話的方式說了算。雖然《冬蟬》是唯一沒有圍繞那單一焦慮而轉，但由於它被另一種宿命和無力感侵蝕，而且，除了主角男女，也沒有第三方的他人，世界彷彿失去了重量，因而未來的門，也被電影以另一種方式關掉。
筆者相信，好的電影能賦予我們一種更好的現實感知能力，政治電影的原理亦然。因而，以上批評是為了迎來更好的獨立影片作品，畢竟《十年》的成功，所開啟的新電影生產和題材模式，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