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正益(台南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又是在一樁悲劇中，大家開始憤怒的議論著死刑存廢的議題，媒體密集的報導，加上部分輿論透過簡化的二分法使這起隨機殺人的社會事件失焦成支持與反廢死的攻防，再次挑起了台灣社會對於某些議題兩極對立的敏感神經。這不是一篇支持廢死或擁死的文章，我也不是支持廢死的擁護者，只是每當發生重大刑案或類似此次的隨機殺人案件時，治亂世用重典、除以極刑的聲浪就會出現（我也常會覺得這些人要判重一點，甚至該死），但問題是對類似鄭捷這樣的人而言根本一點也不在乎判死這件事，往往新聞熱度一過，社會又開始淡忘，然後繼續議論著下一個新聞事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家屬的傷痛依舊難以抹平，而新的加害者仍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一樣潛藏在我們的社會底下等待下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台灣在七〇年代經濟快速起飛的年代，社會治安也快速惡化，從公寓行竊家電的大搬家（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林洋港還曾誓言「要在三個月內讓台灣的鐵窗業蕭條」），到台灣搶銀行宗師李師科搶劫土地銀行古亭分行開始，起而效尤的銀行搶案開始層出不窮；再至後來盛行的擄人勒贖，使當時開雙Ｂ名車的“好冶人（有錢人）”人人自危（家長接送小孩上放學也從那時開始）。政府也修法加重刑責因應這快速變遷社會下的重大犯罪型態，當時甚至一度將擄人勒贖改成唯一死刑，但這樣的重罰非但沒有抑制綁票案的產生，反而演變成一件件的撕票案（意即將肉票殺害），因為綁票也是死，撕票也是死，但肉票放了，被抓的機會高於把人質放了，因此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殺人滅口，自己還有活命的機會。這次的事件在輿論與「民氣可用」的社會氛圍的下快速提案修法，但令人擔憂的是否會重蹈過去的覆轍，讓預防針因為下藥過重變成毒針，也讓好意變成憾事？
日本在過去也曾發生多起無差別殺人事件，日本警界除犯罪偵辦外，並著手調查與研究犯罪動機，試圖找出犯罪者的共通性以便能防範於未然。但反觀台灣社會好像演變成失焦與恐慌性的失控，近日也陸續發生近似案件，台南一起割喉女童案，因為網路謠傳嫌犯已被抓到警局，導致一些正義哥至警局包圍關心並要警方把人犯帶出未果而「檢查警局」的事件；但在台北政大校園內卻是發生警察與衛生單位突然將一位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搖搖哥強制送醫引發侵害人權的爭議，這兩件案例似乎暴露出台灣社會已經陷入「看到黑影就開槍」的恐慌地步了。聯合國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定義為社會上人群間的相互信任、相互了解與共同價值等讓人們可以共同生活的社會網絡與道德標準。因此，累積較多「社會資本」的國家，人們彼此的信任程度較高，人與人之間也較容易合作。若就此定義而言，我不知道該說台灣的社會資本是否充沛？
在日本擔任交換生時，某週休二日前的星期五課後，宿舍的日籍接待學生從京都回到靜岡家，但宿舍房門卻完全未關，因為筆者經常出入其房間串門子，此次從週五晚遍尋不著直到週日傍晚相見，詢問後才知道他回老家，問他說回家怎麼房門未關？「在日本，出門不用關門的啦！」他的回答卻令我訝異！另一次週日午後，他老兄氣定神閒地告訴我說他的小綿羊（輕型機車）不見了，我用同情又帶點緊張的語氣問說「怎麼辦？」，他還是一貫老神在在的告訴我：「不用擔心，三天內一定能找回來，在日本不會掉，那應是國中小屁孩好奇想騎車，騎一騎就會放在路邊了」，果真二天後警方就通知找到了。這兩個例子令我對日本的治安留下深刻印象，一直到後來的311地震與海嘯時更是強烈，排隊領物資、打電話、等地鐵通車，沒有抱怨、沒有混亂與物資搶奪，社會更沒有因此而陷入恐慌與混亂；而媒體沈穩並忠實的報導著相關災情資訊，完全不見浮誇又戲劇張力十足的台式新聞播報方式。
無關性別，但在許多重大社會事件背後，本應是最痛心、最憤怒的家屬（尤其是身為母親或配偶的女性），卻能強忍著悲痛直指問題核心，並理性呼籲社會各界要冷靜、要重視家庭與教育，並衷心期盼這是最後一次的不幸事件，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看到這樣的對話更是令人動容。要說的是社會資本被世界銀行認為是解除貧窮以及人類與經濟永續發展的關鍵，而台灣或許需要累績更多的「社會資本」（或許是詐騙集團讓台灣的社會資本崩潰了一大半），讓人與人之間更能相互信任也更能互相合作，而不是只能在災難來時愛心蜂擁而至，但明天過後又煙消雲散，相互猜忌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