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黃怡菁
綠色小組適逢三十週年,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與報導者合辦講座,周二(4/26)邀請綠色小組影像協會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跨世代暢談台灣解嚴近三十年來的街頭運動紀錄。相較綠色小組當年反抗對象為黨政軍老三台及其背後操控自由言論的黨國機器,中壯世代的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與青年世代的公庫記者楊鵑如一致認為,三十年後對抗的已經不是威權,是「有形而無形存在的紅龍封鎖線。」
記錄抗爭 賣錄影帶 綠色小組衝破黨國媒體資訊封鎖
綠色小組,成立於1986年,是公認台灣解嚴前後最重要的非主流媒體,成員們靠著當年新台幣一台五萬元的家用電子攝影機「凸全台灣」,紀錄桃園機場事件、反五輕運動、520農民運動、鄭南榕出殯、野百合學運等各個街頭抗爭,為言論禁錮、資訊不對等的年代,留下公民與高牆對峙的珍貴身影。
「成立綠色小組,是為了反擊當時的媒體報導。」主要發起成員王智章原先在黨外雜誌工作,負責周刊美編。1984年台灣連續發生三起礦災,王智章親身走訪其中一起最嚴重的九份煤山煤礦礦災,結果發現災後重建情況和主流媒體的報導相差甚遠,主流媒體宣稱災民已經漸漸康復,但實際情況卻不然,甚至有醫院不願繼續接納患者。有鑑於當時報禁森嚴,自認黨外雜誌文字報導力量有限,王智章拿起攝影機進入醫院,拍攝受災礦工成為植物人的真實影像,再召開記者會揭露,結果引起了迴響。
一直在思索、找尋何種傳播方式?才能將訊息真正傳達給社會大眾的王智章,發現了影像身為傳播媒介的力量。然而,電視台攝影記者身上扛的攝影機,整套設備動輒百萬,想做電子媒體真的有這麼容易嗎?還好,1985年Panasonic家用攝影機恰好問世,綠色小組也注定要走上街頭,帶著「光」刀「影」劍,衝破黨媒的資訊封鎖,朝著威權高牆邁進。
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6年底中央民代補選,眼看國民兩黨歷史性的首度對決就要上演,王智章透過友人介紹找來李三沖、傅島等人組成綠色小組,拍攝當年代的選舉。同年的政治示威「桃園機場事件」,更讓綠色小組一戰成名。
流亡海外多年的許信良,預備從東京入境回台,接機群眾在機場外聲援、示威,卻和軍警發生衝突對峙。當時的電視台(俗稱老三台)一貫站在官方立場指責群眾「暴民」,反覆播出群眾擲石頭的畫面,但綠色小組卻也同時記錄到民眾被水柱沖倒、被軍警以催淚彈壓制驅趕的影像。事件後,綠色小組大量拷貝錄影帶,迅速送到全台民進黨黨部播放,讓民眾看到有別於老三台的立場和詮釋。
靠著錄影帶,放送被蒙蔽的畫面,成為綠色小組草創之初的主要工作。王智章舉例,同樣的事件老三台當日晚間七點報導,那麼綠色小組的版本,隔天晚間七點全台也都看的到。涵蓋政治、環保、農民、學運、勞工、原住民、外省老兵等社會運動議題,綠色小組爾後留下 1,700 卷影帶與 3,000 小時的珍貴影像,成為台灣民主變遷不可或缺的史料見證。
老三台不報的我來報
綠色小組成立「綠色電視台」 戲稱三台之外的第四台
「電視應該是社會公器,但台灣電視台卻長期被國民黨壟斷。」「從今天起我們要以實際的行動打破不合理的局面!」操著草根味十足的閩南語口音,配音詼諧逗趣,主播戴著斗笠,以不露臉方式,控訴尤清選舉台北縣長的新聞,在主流媒體銷聲匿跡,但綠色小組親自到造勢場合,發現支持群眾之狂熱,現實與電視台的呈現,宛如平行世界。
靠著錄影帶全台各地販賣、播送還不夠,戰鬥力強大的綠色小組,1989年年底,甚至自行架設無線電視發射台,創立「綠色電視台」。王智章解釋,雖然當時已經解嚴了,大眾都期待「第四台」的出現,但官方卻常以沒有多的頻道為由消極面對社會對傳媒的渴求。既然官方不作為,綠色小組乾脆自己來,默默籌備「第四台」該有的發射設備,接著利用選舉時事開台,引起民間對媒體的重視。
「選舉前三天把電視台轉到頻道13號!」電視台天線發射訊號不過2~4公里,結果還真的成功了,遠至內湖都有人接收的到訊號,回憶當時超「狂」的舉動,王智章自己也難以置信。「那時興奮的表情我都還記得」可是十分鐘以後,擺放發射台的尤清競選總部廣場大停電,王說這是國民黨眾所皆知的「奧步」,幸好「大發電機早就準備好了。」
公庫成立原因之一:向綠色小組致敬
解嚴二十年後,同樣有一群人也拿起攝影機,紀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社運抗爭,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這個聽完就會忘記的網路媒體,2007年在國科會計畫的支持下油然而生。
公庫記者楊鵑如告訴前輩王智章,公庫成立之初,是為了和綠色小組致敬,雖然這個世代紀錄街頭的難度和戒嚴時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電視台早就不是老三台獨大的年代、民進黨亦走向執政,但在資訊爆炸的21世紀,「底層的聲音」、「很硬的議題」就真的被聽見了?被關注了嗎?於是在這樣的反思之下,公庫2007年成立了。
楊鵑如指出,公庫專門紀錄當今百花齊放的社會運動,每次一兩小時的行動,皆完整紀錄,事後再剪成10分鐘影像放置網路。「雖然我們都自稱另類媒體,但想一想,社會中這麼多牽涉公平正義的議題,怎麼反而變得另類了?」對談中,楊鵑如點出現今公庫延續的價值與綠色小組無異,但隨著傳媒生態轉變,公庫的定位顯得矛盾。
綠色小組仰賴錄影帶販賣以及80位民眾一個月500元資助維繫成員生計,公庫前期則是倚靠國科會計畫的經費給薪給聘用記者。2012年國科會計畫終止後,主持計畫的中正傳播副教授管中祥和記者楊鵑如,原本決定停歇各自解散,並且出版《公民不冷血》一書,視為畢業作品。豈料,辦理書籍巡迴講座過程中,某位讀者為了鼓勵公庫繼續營運,自掏腰包捐助30萬台幣,「30萬對公庫說多不多,說少不少,於是它就成為了第一桶金,鼓勵我們繼續走下去。」於是,2014年公庫成立社團法人「台灣公民行動紀錄協會」改由群眾小額募款繼續營運。
街頭抗爭30年前v.s 30年後 「高牆倒了還有紅龍」
318太陽花運動,衍生的行政院佔領事件,媒體第一時間遭警方強制驅離,回溯八零年代綠色小組衝鋒陷陣紀錄抗爭,想必更容易遭到警方阻撓吧?但王智章回顧當下,是受群眾保護居多,而且當警方拿出齊眉棒驅逐陳抗者時,如果不要跟著跑,就不會被誤認為抗爭民眾,基本上警察也不會攻擊紀錄者。
楊鵑如對於綠色小組當時的處境感到驚訝,「前輩竟然沒有被警察抓!」楊表示自己曾被警方誤認為陳抗者,被女警扛離現場,也曾經被帶到信義分局滯留三個小時。
王智章打趣回應楊鵑如「真的不要跟太近」,因為某次立院抗爭,夜晚時,看到老三台攝影記者,為了清晰捕捉畫面而打開攝影機上的燈具,王智章為了借光,心想「機不可失」也趕快跟了過去,結果被群眾誤認是黨政軍媒體跟著被砸石頭…(未完待續)
延伸影片:
TIDF影展 台灣切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
延伸閱讀:
向綠色小組致敬!
綠色小組,人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