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黃怡菁
左一：綠色小組成員傅島。左二：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
當今陳抗場合不論主流、非主流媒體及公民記者皆人手一機（攝影機），警察更不例外，常見機型是手掌大小的DV，若警察換上便衣，還會誤以為又有新夥伴加入公民記者的行列，但別以為警方錄影蒐證是近期才有的事，綠色小組主要成員王智章說，早在他的那個年代（解嚴時期），家用攝影機並不常見，街頭上放眼望去根本沒幾台，可是「情治單位動作很快耶！」林正杰「街頭狂飆」行動之後，就發現憲兵也有一組人，拿著和綠色小組一樣的攝影機在拍攝陳抗運動，由於四人一組，有時需要更高的拍攝角度，四人還會像疊羅漢一樣「疊起來拍。」
不過，當時軍警單位和運動群眾對峙得相當激烈，雙方壁壘分明，負責新聞攝影的憲兵根本不敢走入人群，「因為一定穩死ㄟ！」而綠色小組沒有記者證，也無從走入軍警盾牌的那一邊，雙方拍攝角度始終對立，面對群眾抗爭的詮釋亦然。
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
三十年後的現在，多數陳抗現場相對溫和，人民與警察不再如此敵對，但媒體受到的限制有增無減。318太陽花運動，衍生的行政院佔領事件，媒體不只第一時間遭警方強制驅離，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也顯得若即若離。過去，綠色小組在街頭幾乎都能受到群眾認同、保護，但現今社會民眾對媒體的不信任，就實實在在反映於社運現場。
「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舉例，318太陽花抗爭時期，有些學生會以隱私為由要求攝影記者「不要拍、不要拍」，然而警方一旦強制驅離群眾，就會聽到「記者快拍、記者快拍」但拍攝與否吳逸驊認為應掌控在自己，因為「紀實」才是他最重要的責任。
比較三十年前，白色恐怖陰影籠罩，「陳抗畫面會不會成了蒐證證據？進而害得群眾被羅織入罪？」反而成為綠色小組重要考量，例如鄭南榕自焚出殯當天，於總統府前自焚殉道的民進黨工詹益樺，1988年曾在520農民運動，拿著長棍敲打從立法院拆下來的匾額，像這樣的畫面當下就不會播映出去，直到後來重新整理影像才公諸於世人。
綠色小組主要成員王智章
「沒有啦，後面是紅龍繩。」–綠色小組王智章
談到現今的街頭紀錄困境，王智章再度展現幽默，卻也直白點出這一輩所遭遇的情景。「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都太乖了！」楊鵑如有感而發指出前輩的叛逆精神是當代媒體較為欠缺的一環。她舉例，柯文哲的北市府警察局，去年在集會遊行場合竟然設置了「媒體採訪區」，相當「有創意」，但往往這條紅繩是「自己封鎖了自己。」
像是日前南港瓶蓋園區保留議題，在某次採訪場合，非主流網媒第一時間就到場紀錄拍攝，卻遭員警勸阻必須退出建築工地、遠離陳抗者，此時員警還一邊拉起紅龍封鎖線設立「媒體採訪區」。正當非主流媒體力爭待在工地的同時，主流媒體也抵達現場，但被恫嚇進入建築工地是違法的情況下，記者們也就遵守了「秩序」，不敢輕易跨越紅龍。
陳抗場合警方設立媒體採訪區，部分記者被封鎖線隔離。
公庫記者楊鵑如
新聞產製、傳播方式、影像的穿透、影響力，三世代的街頭紀錄者，各有不同的經驗與看法。黨政軍已經退出媒體，台灣也歷經政黨兩次輪替，吳逸驊問王智章怎麼看待三十年後的今天？王智章回應，歷史就是前人一步一步、一代一代走下去，回頭看這些東西「你也可以用比較感傷的態度說，原來，民主和生活上，三十年後還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這就是一些人努力過來的。」「而以綠色小組的立場，假如現在還存在、還必須拍片的話，那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從來不是站在民進黨，我們還是站在一個弱勢這一邊，社運、人民這邊，基本上我們的本質是這樣。」
延伸閱讀：
「高牆倒了還有紅龍」 綠色小組與後輩的跨世代對談(上)
向綠色小組致敬！
綠色小組，人民的歷史
延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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