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TIDF提供
文 / 邱毓斌
晚上到台北國際紀錄片展，看綠色小組事隔26年終於剪出來的野百合學運。一幕幕的畫面跑過，想起那段當糾察隊長的日子。
我這人是這樣，一旦決定要投入什麼樣的運動，我會很彈性地接受同志們希望我擔任的位置。應該是野百合的第二天，各校社團代表第一次聚集開會；我因為在廣場上幫忙指揮，沒有進去參與。會開完之後，忘了是誰出來跟我講，大家希望我負責糾察隊，因為前一年1989年四月的新大學大遊行，我就是擔任糾察隊長的任務等等。我摸摸鼻子說，幹，好啦。
為什麼是我？可能是因為我在1988年的暑假曾經參加過長老教會URM社運研究營，那九天的洗禮，透過林宗正牧師以及社運前輩的經驗，更進一步理解了群眾運動的各種眉角，加上天生嗓門大，所以就被指派了這樣的任務。
那幾天，很幸運有一起征戰後勁反五輕的同志，當年陽明醫學院橘井社的簡立健，來擔任糾察隊副隊長。再加上幾位比較常幫忙的同學，我們就共同運作每天需要大約200-240人次的糾察隊。在廣場上招募來的各校同學，我們會先進行半小時的訓練，包括吹哨、喊叫口令（要練習大嗓門）、唱歌（配合指揮中心）、肢體碰撞練習（與警察衝突）、隔離人群練習（群眾間衝突）等等。
然後最重要的，我都要提醒同學：社會運動中的糾察隊，不是像中小學的糾察在管同學，重點絕對不在於管理來參與的同學（那是總指揮的事），而是來處理三個類型的狀況：
1.協助參與者（包括圍觀支持的市民）解決各種問題：捐款、茶水、物資、尋人（包括幫焦急的爸媽找自己的小孩）、醫療協助等等。
2.當作柱仔腳，在群眾中貫徹總指揮的指引與帶領。
3.排除各種對於運動的破壞行為：比如說抓耙子進來鬧事、挑釁、鎮暴警察要癱瘓指揮（保護音響系統、保護指揮不被帶走）等等。
當然，更多的時間，糾察是在崗位上跟同學、跟來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一起聊天與討論。
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寫過，後來覺得很幸運擔任了這樣的工作，比起陳信行、何東洪、翁章梁被綁在指揮中心，比起陳尚志、李威霆、范雲、丁勇言、顧玉玲這些校際代表或者決策小組成天開會，我有許多的時間觀看到廣場的風雲起落。比如看到各校學運年輕學弟妹的驚人能量，廣場靜坐同學的堅持與憤怒，看到市民的期盼與熱情。
看完之後，尚志跟中岳開玩笑地說，這部片子應該早點剪好，可以讓三一八避免掉一些錯誤。呵呵，我們不敢也無能托大，運動中犯的錯誤誰不見得比誰少。但是我還是留下這些文字，一方面把以前的經驗寫出來給有興趣的朋友，一方面，也讓自己懷念一下那六七天裡兩百多位糾察的共同奮鬥。
野百合解散前一晚，也常幫忙糾察工作的林正修跑來跟我說，應該要把這兩百多位同學聯絡方式造冊；我也覺得很想，因為我們覺得這將會是有別於學運骨幹的一股新力量。後來實在因為太累，而沒有完成這項工作。隔年，我到了清華讀碩士班，偶而會在路上或者小吃部遇到眼熟的同學對著我大喊：「隊長好！」那種感覺會讓人透心感受到，哈，原來你還在，大家都還在，運動並沒有結束，抗爭仍在進行。
運動不會這樣就結束的（雖然有人覺得已經成功結束），野百合還沒結束，同樣的，三一八也還沒結束。我在映後發言時講的，野百合的四大訴求中的「民主改革」，在第三天改成了「政經改革」，其實是學運裡左右路線爭辯的結果。26年後的現在，論辯還在，運動仍在進行中。
可以一起看：
林恕暉：1990年三月中正廟學運–我的政治啟蒙
邱毓斌：想我的野百合糾察隊們
吳嘉浤：「野百合」豈甘為綠色執政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