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明倫(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近日來，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少子化與財政窘困等兩大內部結構因素之影響，政府也開始進行區域大學的整併，減少大學的預算與教育的公共支出，不同的構想與策略也逐漸浮出檯面，其中最受爭議與批評的就是市場機制說。例如：近日，台大校長也公開對媒體表示：大學存亡交給市場機制。本文將討論市場機制的本質與大學發展的關係，以及論證市場機制與學術勞動剝削的因果關係。
一九九0年代，吳京前教育部長任內，大量的開放高等教育，私立技專校院升格大學，政府也透過政策鼓勵私人財團辦學，造成目前高教私有化的現象，諸多的高級官員退休之後，也順理成章成為私校的董事會成員。目前許多批評指出：廣設高中大學（410教育改革的訴求之一）是一個錯誤的教育政策，但是真正的錯誤不是開放，而是放任高等教育由私人興學。高等教育市場化是近二十年最熱門的高教議題之一，爭議的焦點都集中在高等教育的產出是為誰服務？高等教育目的是服務誰？這些爭議所延伸出的問題包括：大學資源的分配正義與大學勞動者的勞動權益。
2003年五月八日的母親節，學生團體與民間社團發起的反教育商品化的運動，教育公共化連線也舉辦當企業併購大學座談會，與會的學者對於政府的卸責與去管制化更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同年七月，反高學費聯盟在教育部門口 高喊反對高學費，反對商品化，訴求課徵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2006年五月十三日的母親節，民間團體再次發起513反對教育商品化大遊行。上述的抗爭都集中在反對教育成為商品，尚未深刻的提出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策略，因為諸多的自由派學者與民間團體可能也會傾向支持反教育商品化的主張，理由是避免資本成為壓迫受教權的工具（例如：主張教育機會均等），但可能卻無法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壓迫不僅是學生受教權，還有整個社會勞動體制。
反教育商品化抗爭的邏輯除了反對政府的去管制化之外，筆者認為市場化的機制政府是將無產的學生與學術工作者推入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的鎖鍊當中，透過學術勞動的剝削進行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向學生收取高額的學費，逼迫多數學生向銀行貸款，畢業之後，成為順服的勞動者與產業後軍備，按月向銀行償還貸款；再者，國家透過大學評鑑機制，壓榨學術工作者進行論文與研究的生產，並透過產學機制將高附加價值的研究賣給商業機構，俾利於大規模的生產進行牟利）。因此，大學管理者與國家官僚引入市場機制（高學費與教育評鑑），透過智力勞動轉化高產值的經濟資本，維持大學體系的運作與的競爭優勢，美其名是創造高品質的教育，本質就是變相的學術勞動剝削。
這二十多年反教育商品化的政治抗爭中，教育公共化的聲音始終沒有得到重視，公共化的概念也成為政治人物進行教育政策宣傳的政治口號，目前普遍對於公共化的狹隘的理解集中在於：全民都可以享受便宜與免費的教育資源，這樣的理解是危險，且可能強化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教育的控制，真正有效的策略應該是：誠如曼德爾（Ernest Ezra Mandel）所主張的，我們應該從反資產階級主義大學走向反資本主義社會。曼德爾分析指出：資產階級大學的多數的大學畢業生不會成為主管、自由職業者、專門負監督責任的主管直接代理人，而主要成為國家或產業的白領雇員，因而成為廣大受薪階級的一部份。然而，在大學的學術勞動者與無產學生，其社會地位和智力地位比工人優越，所以就有機會能夠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解放出來，若能意識到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不公平、以及野蠻性，才有機會奪回學術勞動自主權，吹響無階級的社會的號角。
相對來說，民間對於公共化教育的質疑來主要來自於：大學經費哪裡來？公共化的教育是否影響教育品質？大學公共化之後是否造成勞動人力素質的下降?學生的競爭力是否可以應付國際化的需求？這些質疑都圍繞在以資本和競爭為中心的教育思考，缺乏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批判，例如：到底是教育經費不足，抑或是分配不均的問題？教育屬於個人或社會投資，個人的階級位置是教育成果的表徵嗎？為何個人必須服應產業的需求，最成為一個具備高生產力的勞動者？資本主義社會刻意製造階級的矛盾，市場機制化大學教育逼迫學生內化與接受競爭的邏輯，畢業之後成為毫無勞動意識的勞動者，成為便宜又聽話的產業後備軍，更強化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邏輯。
回顧這二十年來的市場機制論述與政策（包括：高學費政策、教育商品化、行政法人化、產學合作、研究助理去階級化與去保障化），幾乎都是執政黨（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時期）與大學管理階層（大學校長與私校董事會）丟出的資產階級策略，似乎無產的學生與學術工作者只能被動的接受制度的安排，這不就是一種階級的規訓策略嗎？馬克斯說：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歷史也不斷的告訴我們，有權力的人始終為了捍衛自身的利益，找到一個合理化自身行動的論述，大學的市場化機制或許就是當代大學用來安慰無產學生、學術勞動者與政治選民的美麗謊言，目的將大學的競爭邏輯變成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軍備競賽，重點只是滿足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結構，以及維持安定的政治體系。最後，筆者認為大學的發展與社會的改革是一體兩面，學術工作者與無產學生應與工人運動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共同為不受資本邏輯扭曲的教育環境奮鬥，才是根本出路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