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華人民主書院
再無恥的謊言，掩蓋不了人民的鮮血，再剛強的暴力，撲滅不了民主的火種。在「六四事件」二十七週年的今天，我們作為台灣公民社會的一員，願和中國廣大受壓迫的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呼籲中國政府：追究屠殺責任，實行民主政治。
過去一年，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繼續系統性打壓公民社會，大批逮捕、騷擾、監控人權律師、異議人士和社運工作者，持續加強對媒體、網絡和校園的意識形態審查，阻撓境外非政府組織與中國民間的合作。中國的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遭遇「六四」以來空前的壓力，進入看不見終點的黑暗與恐怖時期。
極權主義的陰影，已向中國境外擴散。北京打破「和平共處」的外交圭臬，對週邊國家咄咄相逼，甚至縱容情治機關綁架境外人士。首當其衝的香港，不但民主改革遙遙無期，連自由與法治等核心價值也岌岌可危。歷經雨傘革命的香港青年世代，因此被激發出強烈的本土與自主意識，對於港中關係和應否或如何紀念「六四」也產生分歧。
台灣剛剛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台中關係也進入新的階段。回顧過去，台灣各界對「六四」的態度往往因為統獨、藍綠的框架而模糊、搖擺。在「六四」二十七週年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國社會的狀態與政府的性質，再度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身處深受中國影響的台灣，我們不只應以同情理解的態度思考中國社會長期面臨的打壓，同時也須以我們自身堅持的價值，針對中共政權，提出追求「人權共識」的要求。不只是長期追求民主、人權的台灣公民社會應該這麼要求，新上台的蔡英文政府也應提出相同的要求。
一、重新思考六四事件，面對中國社會結構問題
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猝逝，許多北京市民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自發集會悼念。一段時間後，悼念活動演變為要求處理經濟問題、官員貪腐、新聞自由、政治民主等議題的活動。歷經兩個月餘的發展，中共當局最終決定以武力解決，六月四日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以國家暴力對和平的學生運動進行慘無人道的血腥鎮壓，其處置方式震驚世界。六四事件發生後，曾被認為有希望由中共黨內推動自由民主的改革派失去權力，保守派掌權，確立了往後二十餘年的發展方向──為維持統治正當性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為維持政權穩定以暴力鎮壓方式解決社會矛盾。
回到六四發生的脈絡，除了兩個多月間廣場群眾與政府之間的互動，與其後發生的血腥鎮壓之外，其實也隱含了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經濟體制與社會制度變化帶來的問題。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嘗試推動社會主義改造改變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脫離傳統中華帝國式的經濟體制與社會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歷史中未曾發展出他們曾許諾給人民的自由與民主，反而是以類似極權主義的方式，動員個人勞動力以達成國家的政治或經濟目標。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數量繁多的個人人權被犧牲，被視為階級敵人、被言論審查、被勞改關押甚至判刑處決者所在多有。三十年的政治運動之後，鄧小平許諾的「改革開放」是拋棄以政治運動改造社會的統治路線，轉而以實際的態度處理社會民生問題，而部分中共官員平反政治運動中冤假錯案的作為，也讓人覺得中國的民主化似乎顯露了一線曙光。歷經十年的改革，到了1989年，社會主義體制轉型的問題逐漸浮現，通貨膨脹、價格雙軌制等問題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民間的討論與自我組織的嘗試不斷出現，在八九民運之前早有胎動。八九民運開啟的是一個真正「改革」的政治機會，冀望打破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權力關係，追求民主自由，改善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
然而，中共當局最後決定以血腥鎮壓應對人民的民主行動，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動會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帶來危機。接下來二十多年的統治基於這一點考量，為了維持專制統治，拒絕自由化與民主的發展，反而發展多樣的統治手段，打壓民間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重新思考六四事件，除了要釐清六四發生當時的歷史事實之外，也應深入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及當下的社會狀況，多方面理解中國在民主化之路上的困境。
二、「六四」尚未落幕，人權侵害加劇
1989年至今，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但社會危機正在加深，人權問題也未曾改善。歷經江、胡時代的壓制之後，習近平的上台曾被人寄予厚望，認為他有可能推動中國的法治建設、改善人權問題；然而上台三年後其作為卻處處讓人發現，中國的諸多問題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因為習的強勢執政顯得更為惡化。
與胡錦濤時期相較，習近平政府採用系統化與單點擊破並用的方式處理民間組織。在系統化的壓制方面，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審議通過《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以及《國家安全法》等法案，從法制上多方面鞏固「維穩」體制，限縮民間組織活動空間，並且把港澳台等地均納入「國安法」適用範圍。除此之外，還強調意識形態上的控制，對媒體的管控加嚴，要求「媒體姓黨」，收緊學術自由等等。在單點擊破方面，採取的方式主要是以特定事件的相關人士或組織為對象進行抓捕，近幾年從打壓網路大V、新公民運動、南方街頭運動、女權五姊妹、銅鑼灣書店綁架案、逮捕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者，以及709律師大抓捕、強拆基督教十字架、針對底層維權訪民的抓捕等等，發生了數之不盡的侵害人權事件。
當前的問題與六四事件相較，本質上並無不同，而政府控制手段更顯繁複。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只應持續追求自由、人權，也應重新面對過去的歷史，藉由對過去的省思，開展新的力量。
三、發揚民主價值，面對中國壓迫
多年來，在台灣關於六四的歷史詮釋一直糾結於國民黨史觀的「正統論」，與本土史觀的「中國無關論」之間。前者將六四視為中共執政下造成的錯誤之一，雖在道德上予以譴責，但未反思「六四屠殺」之外的政府行為與社會結構問題。後者將台灣與中國的發展分離，忽略台灣與中國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互動的複雜性。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兩岸局勢，我們需要更全面性的看法。
中華民國政府自從失去中國大陸政權到台灣之後，便有意識的與中共政權的發展進行競爭和比較，爭奪「中國」的詮釋權。最明顯的便是在對岸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89年，台灣解嚴不久，中國則結束了十年文革，正在推行改革開放，兩岸政府都有往自由民主發展的趨勢。六四事件發生不久，隔年三月在台北的中正紀念堂（現自由廣場）爆發了呼籲政治改革的「野百合運動」。學生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訴求，並最終迫使政府讓步，接受了這些訴求。幾乎同一時間，台灣與中國皆由學生發起呼籲政治改革的運動，最後的結果卻大相逕庭，台灣與中國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也背道而馳。台灣選擇了一條追求本土化與重視民主的道路，中國則發展出重視經濟利益、犧牲人民權益的「中國特色」之路。
台灣與中國在政治、經濟發展上路徑的不同，讓二十年餘後的互動關係更顯複雜。多年來眾多台商赴陸投資，許多台人返鄉或嫁娶陸籍配偶，也有許多年輕學子在中國求學，民間往來十分密切。中國政府多年來給予台商十分優惠的經商條件，對於台灣人也有許多禮遇，借台商之力發展當地經濟。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長，本地企業興起，已不可能維持厚待台商的發展政策。而在「統戰」思維運作下，台商的經商成就、兩岸共通的文化以及密切的民間往來成果，反而轉變為政治角力中的籌碼。中國政府利用親中台商收購台灣媒體，支持特定政黨等作為，已逐漸成為台灣民主機制運作的威脅。從2013年「反旺中」遊行與2014年的三一八學運中，都可以看到台灣人民站出來反對「中國因素」干擾台灣社會運作的聲音。
從現實上來看，台灣／中華民國不應繼續維持六十年前「代表全中國」的想像，以一個小島之力與整個中國大陸競爭。目前台灣社會中對於是否要與中國統一／獨立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然而比起統／獨，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從公民社會出發，落實並推廣自由、人權、民主、社會公平正義等價值，並且以同樣的標準檢視所有與我們有密切往來的國家，是否致力於這些價值的實踐。
四、追求「人權共識」，開創和平未來
過去國民黨八年執政期間，兩岸交流逐漸從經濟文化面轉向政治面，2015年11月更催生了「馬習會」。自2008年至今，兩岸恢復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迄今已簽署23項協議並達成兩項共識，這些協議與共識大多集中在經濟與制度問題上，對於人權的部分的討論付之闕如。在當前中國人權情況惡化的同時，台灣政府尚未建立制度性的協助機制，距離將「人權共識」提到政治討論的層次，更是有很長的距離。
前總統馬英九在2002年時曾強調「六四不平反，兩岸統一是沒有條件的。」但是曾年年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發表聲明的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對於六四事件的批判力道卻越來越小，不再談論六四事件屠殺的歷史，僅呼籲中國「善待異議人士」，甚至轉向「肯定中國近十年來關注人權的進步」。對照馬英九在兩岸推動制度化協商的熱忱，對於中國人權的關注力道可謂極為微小。
剛上任的蔡英文總統，過去也曾對六四事件發表意見，2010年時曾經主張「應該將民主與人權納入兩岸交流的清單，將人權條款置入與中國簽署的各項協議」。在去年即將參選總統的蔡英文，選擇了用較為柔性的調子對六四發表感言，認為在追求改革的路程中，「青年則扮演關鍵的催化劑角色。無論是六四、野百合、太陽花或者雨傘運動……建構一個真正自由、開闊的空間，讓他們能充分發揮、實踐理想，擁有富足、尊嚴、公義和民主，是執政者應全力以赴的目標。」有馬英九從強硬到軟弱、甚至淪為中共統戰棋子的前車之鑑，我們期望蔡英文可以延續在野時期的態度，從實務角度推進中國人權發展，並且譴責包含六四、中共歷來所有侵害人權的罪行。兩岸之間真正的和平並非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取得「人權共識」，才是兩岸之間和平發展的基石。
六四並沒有過去，就在此刻的中國，仍有許多人因為紀念六四而被旅遊、被喝茶；仍然有許多人因為追求法治、捍衛底層民眾權利，而被綁架、關押；仍然有許多人因多年反抗未果，不得已只能遠走他鄉。在今年六四二十七周年這個日子裡，讓我們一起站出來銘記六四、關懷人權。我們的共同目標只有一個：讓中共獨裁政權看見台灣公民社會反對暴政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