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inmediahk
文 / 杜耀明
悼念不悼念「六四」，畢竟是個人的政治選擇、價值取向。香港大專學生代表可以輕輕放下「六四」，誰管得著，但以片面又浮誇的歷史判斷，混合自顧自憐的漠不關心，去責罵悼念組織者為虎作倀，從而為自己的港獨主張鋪墊，就不僅僅是口頭勇武的年少輕狂，更顯露他們對歷史的無知、對現實的不負責任。
不時聽聞有大專學生代表痛恨支聯會，批評他們提出「建設民主中國」不僅不符合他們的脾胃，更是擺錯了焦點，把力量用到不能實現的目標，白白浪費整代香港人爭取獨立的時機。有些更不客氣地說，支聯會挾持了港人，把大家引入歧途，主張「要求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不僅徒勞無功，更變相認同了中共管治的合法性。
無疑，支聯會的工作確有瑕疵。一是沒有擔起中國民主運動的重擔，按照行動綱領，以具體方法，結合各方力量，建設民主中國，以讓更多香港人置身其中。二是把中國民主運動與香港民主運動分隔，以求保持兩方面可持續的發展，但實際上卻分割了兩地的民主運動。直至近年，隨着中央對香港政策收緊，直接扼殺了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爭取本港民主化，也就是要求北京執政者交還港人自治權力的運動，香港民主運動才顯得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支聯會對民運推動不力當然無法抵賴，但他們工作不達標，也可說受制於歷史處境所致。「八九六四」後的香港，人心蕩漾，港英殖民政府加快政制的改革步伐，把反北京的政治能量吸入也消耗在本地政治建制之中，以減輕對夕陽政府的壓力。在彭定康治下，港府修改殖民惡法，開放政治權力，盡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香港事務，並錯誤地寄望，民主政制可從政治建制之中逐步爭取得到。
與此同時，中共以經濟開放代替政治改革，推動第二次經濟改革，以求改善民生，消除政治壓力，不少港商以至港人亦重投中共懷抱。在香港，中共重整統戰網絡，逐步化解六四前後的孤立局面，再轉而孤立反北京的香港政治力量，同事嚴厲取締內地民運活動，盡力打壓民間政治活動的空間，也令香港支援內地民運面對重重困難。在全力投入香港政治和北京的統一戰線下，支聯會領導層走向老化，只能憑六四紀念活動守住記憶，燭光晚會變成全年最重頭的活動，年年如是，而由這個悼念活動肩負建設民主中國，當然不孚眾望。
走出困局，首先要認識歷史的設限，從而逐樣努力克服，而不單是更改口號，由建設民主中國變作建設獨立香港，就可以成就大業。不錯，隨着本土觀念興起，不少年青人深信香港政治進入新世紀，因此頭也不回，可以放棄六四的歷史包袱，勇往直前，追求香港的獨立自主。
問題是，支聯會二十多年來的歷史限制，又會否只須改變綱領，轉為要求獨立自主，不理八九六四，就能異想天開，驅使中共變得寬宏大量，有商有量，仼由香港脫離他們的控制呢？香港人又會否有更多人為香港獨立而付出更多，他們過去連罷工罷課罷市都諸多顧慮，脫胎換骨，放開懷抱，跟政府抗爭到底呢？學生領袖又能否提出具體而系統的行動綱領，有效動員港人投入獨立運動，勇武抗爭，而不會只是跟支聯會一樣，叫叫口號，行禮如儀，甚至連支聯會都不如，在關鍵時刻（如張德江訪港期間）缺席抗爭活動呢？
其實只有當我們充分借鑒支聯會的歷史際遇甚或宿命，才能明白眼下香港自決甚至獨立運動是否面對同樣的難題，對於如何衝破歷史的制限，也可以有更淸楚的掌握。因此，其他暫且不說，今天一些學生領袖懶理歷史，不從中吸取教訓，查明究竟，以分析現實，謀求良策，從而達到目標，卻倒過來以今時今日的政治訴求，脫去應有的脈絡背景，盡情非議歷史的人和事，不求甚解，只求道德批判，證明今是而昨非。
結果，他們又豈只是遺忘歷史，更注定重蹈覆轍，犯上支聯會只有目標和儀式丶欠缺方法和行動的同等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