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台灣人權促進會等
來臺尋求勞資協商之Hydis關廠工人遭移民署粗暴遣返，強制驅逐出國後更遭移民署禁止入國三年，對此毫無正當性與合法性的黑名單手段，Hydis工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下簡稱北高行）提告，北高行將於6月16日展開言詞辯論庭（104年訴字第01861號）。然而，身為原告的Hydis工人卻依然不得其門而入，針對移民署祭出禁止入國三年之處分，Hydis工人曾提出暫時狀態聲請（105年度裁字第512號）與停止執行（105年度裁字第559號）之抗告，卻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確定。
戰鬥法律人協會劉繼蔚表示，Hydis工人聲請暫時狀態處分，最高行卻以尚難認定本件有「重大之損害」與「急迫之危險」為由，駁回Hydis工人的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行政法院罔顧Hydis工人作為原告之訴訟權益，不斷以「得委任訴訟代理」為由，漠視Hydis工人欲親自到庭之意願；對於Hydis工人聲請停止執行之抗告，最高行主張原處分之合法性不在本次抗告審理之範圍，依循保守舊慣僅作形式要件之審查。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秘書長黃怡碧指出，縱然《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一般性意見第15點提及，一個國家是否允許外國人入境或居留，屬於一國之主權，但後段明確指出：「外國人一旦被同意入境，公約所提及的權利就應受到保障」，Hydis工人滯臺期間行使集會遊行權，過程亦無任何暴力行為，本是公約保障之範疇，移民署卻主張Hydis工人有危害我國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之虞而進行強制驅逐，明顯違反公約所保障之對象是所有人、不應區分本外之意旨。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陳秀蓮表示，Hydis工人遭移民署大動作黑名單處理，被拒於門外的Hydis工人面對的，不僅僅是訴訟權上的侵害，這場工人被缺席的行政訴訟凸顯的荒謬在於，資本不僅跨國流動來去自如，用金錢買斷讓一切查無不法，恣意惡性關廠傷害在地勞工，還能躲在國家公權力的保護傘下備受呵護。試問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為本案的仲裁者，面對眼前空無一人的原告席，如何能夠進行言詞辯論？
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指出，5月27日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傳喚韓國證人到庭，行前行文要求移民署證人到庭期間暫時解除境管，而Hydis工人孔志榮也順利入境到庭作證，顯見司法對於正當程序保障之積極義務，並非無能力落實，無論當事人作為刑事證人抑或行政訴訟原告，程序上皆應受相應之保障，試問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何以輕巧一句「得委任訴訟代理」無視Hydis工人訴訟權至今？
對於北高行一再以「得委任訴訟代理」漠視Hydis工人欲親自到庭之意願，台灣人權促進會作為臺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之成員，沉痛呼籲行政法院正視Hydis工人作為原告應有之訴訟權益！
發言代表：台灣人權促進會、戰鬥法律人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聲援團體：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全國關廠工人連線
附件：原告代表李相穆陳述書
我是韓國Hydis工會會長李相穆。
2015年1月，臺灣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元太科技下令關閉韓國Hydis的工廠並解雇Hydis工人，也因此，2015年5月初，我們失去了珍貴的夥伴裴宰炯，他留下了遺囑「一定要堅持，抗爭直到勝利的那一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5年5月末，為了裴烈士的死以及Hydis工人遭關廠解僱的問題，我與同事們、裴烈士的遺孀一同來到了臺灣，尋求解決的可能。
我與我的同事並沒有做出違反臺灣法律的事情。然而，臺灣的警察卻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為由強硬逮捕我們，送往移民署，隔天隨即將我們押上飛往韓國的班機，強制遣返。後續，我們對《社維法》處分提出異議，最後也成功撤銷，移民署對我們的處分以及禁止入國的作法是毫無依據的。
然而，移民署至今仍拒絕讓我們入境，甚至我們拿著臺灣法院的到庭通知書搭機來臺，卻在機場直接被移民署人員強制遣返。韓國Hydis工人們並沒有違法臺灣法律，為什麼卻得遭受不予入境的對待？
韓國Hydis工人來臺灣，是為了與決定關廠解僱的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面對面，好好解決問題，卻遭到移民署的多方阻撓。
Hydis工人被趕出工廠至今已經超過1年，我們在街頭持續抗爭到現在。
就在今年5月底，Hydis工人受臺灣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然而，眼前這場對於我與我的同事們至關重要的行政訴訟，身為當事人的我們卻被拒於門外無法親自到庭，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感到相當的荒謬，也無法理解。
作為此件訴訟的原告，我有權利到庭。雖然這次無法出席，但如果下次開庭，請保障我作為原告應有之權益，更由衷希望最後的判決結果是「臺灣移民署對Hydis工人應准予入境」。
- 6. 15
韓國Hydis工會會長 李相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