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恕暉
勞團與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的勞基法修法之戰，暫時落幕。回顧這一回合的工時鬥爭，由於勞工在政治力量的薄弱，只讓反對派立委草草提出「二例」對抗「一例一休」，使保守派仍能以「缺乏加班彈性」等理由回擊。而歷史殘留下的七天國定假日問題，勞工與基層組織仍無法細緻討論，甚至提出對案，使勞團在工時鬥爭下的論述主導權對抗中，難以躍居上風。
「一例一休」的工時鬥爭，與青年世代貧窮化等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兩岸服貿引發的2014年立法院318佔領運動下，由於國族與階級矛盾同時發酵，一舉擊毀國民黨政府的執政正當性，使國民黨先在2014年底縣市長選舉大敗，2016年喪失政權，但取而代之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秉持其崛起於國族矛盾的資產階級性格，儘管在勞團施壓下，蔡英文在選前稱「一定是要實質的周休二日」，表明不能「造成勞工實質的權益的受損」，獲得勞工、青年選票支持後，蔡英文政府選後仍任命國民黨栽培的官僚為勞動部長，提出「一例一休」的砍七天國假版本送進立法院，打算在九二八教師節之前完成修法程序。
但台灣勞工的基層組織薄弱，勞保投保雖有一千萬人，但企業與產業工會只涵蓋62萬餘人（105年統計），參與企業與產業工會者仍以官營或半官營事業的工會為大宗，民營企業有工會者少之又少，職業工會多半只有辦勞健保的功能。在長期的恐左、恐共教育體制下，許多勞工對「工會」非常陌生、甚至有恐懼感，願意付錢出力支持工會者不多，工會也很少針對勞基法、工時問題與會員討論，能經常參與勞教的工會會員也有限，使勞工難以循歐洲、南美模式，透過工會討論工時問題，甚至形成修法共識。儘管政府有舉辦勞基法等課程，卻往往淪為企業人事、人資人員的進修空間，少有工會幹部參與，深入了解勞基法等勞動法令的工會幹部相當有限。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前台灣勞基法的工時鬥爭討論，只能在勞團幹部與較基進的工會中流傳，進步的勞基法修法提案，也只能透過勞團幹部衝撞形成的新聞消息進行宣傳，儘管臉書、PTT等社群媒體也發酵討論，但在主流媒體不支持下，工時鬥爭形成特定社群「內熱外冷」效應，社群內發動群眾抗爭往往是「萬人按讚，十人響應」，工鬥等勞團只能透過自殘式的絕食抗議靜坐方式抗爭，吸引以工會幹部、青年勞工為主的支持群眾目光。
在國會的修法鬥爭中，雖然有立法院少數較進步力量進入國會，卻因經驗與能量不足，難以提出有效抗拒「一例一休」的修法提案，只能以國民黨版「二例」應戰，勞動部以「二例」缺乏彈性、無法加班為由不斷進逼，明知「一例一休」的休息日加班費增加保障不足，卻無法提出法案與論述如：「休息日」或「第二例假」出勤須給加班費與補休一日，甚至須加成、加倍發給等，以凸顯勞動部「一例一休」使勞工被迫上班的缺陷與保守性。不僅暴露了立委法案能力薄弱、難以與行政部門抗衡的問題，這些較進步力量也無法在論述權上，與執政者取得競爭優勢。
至於藍綠執政都想砍的「七天國定假日」，不可諱言，其中包含：蔣介石生日、孫文生日..等台灣許多人不想紀念的節日，但在半年來的砍七天國假鬥爭中，勞團內部明知這議題必須處理，但在工會等基層組織討論不多下，未能以「工殤紀念日」、「五一連假」等取代方案，或透過增加「特別休假」修法等方式論述，與執政者的「只紀念不放假」、「勞工放假比公務員多」的說法對抗，也使執政者在「七天國假」議題上，仍有操作國族主義的空間。這個問題所反映的，正是勞團缺乏基層組織討論、整合論述，才能與執政者爭奪論述主導權的關鍵政治問題。
勞基法的違法代價低，與罰則不高，工時、休假、加班、扣薪等相關罰則僅二萬至三十萬元，罰則也缺乏使勞工獲得加倍補償機制，更缺乏保護吹哨者規定等，都使資方違法肆無忌憚，加重處罰、加倍補償才可能使違法案件減少。特別是我國勞檢能量長期不足，去年勞動部雖增聘到各縣市七百多名勞動條件檢查員，卻只是約聘人員，不僅沒有正式公務員的實質保障，也無法適用勞基法，更難以與日本「勞動檢查官」等比擬，在勞檢人員執法能量不足下，勞動部卻聲稱：1955電話檢舉可24小時內勞檢，可想而知，能達到的實質成效也相當有限，若貿然實施，也容易在勞檢過程引發糾紛，對勞檢執法更是傷害。勞檢人員等執法能量的培育，如同司法人員養成，都需要養成時間，但勞動部卻不願正面面對問題，只有空洞的承諾，若未能提昇、擴大勞檢人力正式編制，要提昇勞檢品質、能力，強化對勞工的保護，恐怕是緣木求魚。
除了勞檢外，強化工會參與勞資協商，才可能在職場各種細微的環節中，使工會真正能保護勞工，而工會成員進入工時鬥爭等政治問題的實質討論，才可能讓勞工了解當前政治體制的缺失與問題，才可能逐步形成政治力量，翻轉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權力位置，勞工等弱勢者才能主導政治論述與意識形態，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
無論今年八、九月的工時鬥爭結果如何，台灣勞工團體未來面臨手腕、盤算更加精明資產階級政黨，必須強化基層組織，形成政治議題討論，強化勞工、勞團政治論述能力，並擴大各社群間的連結，進步社群真正集結為政治力量，未來才能使這些政治力量，在政府公部門產生實際影響力，也唯有如此，台灣才可能出現真正代表勞工、弱勢者而具有實力的階級政黨，使勞動部不會被稱為「資動部」，政府不再淪為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只為資本家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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