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截自總統府官方youtube
文/鍾明倫(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只要你們願意嘗試，就能拯救自己，當下你們立即自由。甚至無須抵禦或者動搖奴役你們的人，只需要單純瓦解對他的支持，你們就能見證到，巨獸少了底盤，將崩塌傾頹。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
總統向原住民道歉引起國內與國際媒體的關係，正反兩極的評價也不斷的交鋒，例如：功能主義者一般認為政府的道歉有助於族群的融合，反功能論者則強調道歉是政治霸權的展現，安撫與同化原住民的手段。近年來，官方道歉的政治化議題也受到學術領域的關注，例如：Melissa Nobles 在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Apologies （2008）一書中提醒讀者反思幾個問題，（1）什麼因素驅使政府對於受壓迫者進行道歉？（2）什麼因素驅使這些受壓迫的團體要求政府進行道歉？（2）為何這些道歉是可以被接受的？筆者將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討論官方對於原住民道歉的意義與權力關係，以及討論為何這次的官方道歉是傲慢的多元文化課程。
第一，官方道歉的矛盾邏輯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經典小說《1984》裡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話語權是掌握在有權力者手中，總統道歉的歷史意義是嘗試書寫與揭露過去的黨國壓迫史，抑或是削弱未來反抗的動能？從不對稱的權力關係角度，我們可能需要思考以下幾個根本性的問題：（1）總統代表「誰」向原住民道歉？如果說是代表「國家」，是否也間接承認殖民主義仍然在進行中？原住民是否有權力可以拒絕？若原住民若選擇不接受道歉，這場儀式的意義為何？（2）國家和族群間的社會契約是否可以受到憲法或人權法典的保障？誠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言：若政府違反社會契約，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這樣的法理是否也適用於原住民與國家治理的關係？（3）國家對於原住民的制度性補償是否可以改變歷史與結構的壓迫？制度能夠解放原住民嗎？（4）最後，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也都會問，國家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如何解決（自然資源的產權問題）？上述這些尖銳的提問，我們可以依稀嗅出國家向原住民道歉的政治脆弱性與不成熟性。
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語言，國家向原住民道歉是同化與收編的形式，削弱原住民抗爭的意識，更在政治上透過輿論批判國民黨的黨國霸權與中國史觀（去原住民化的史觀），合理化民進黨執政的正當性，營造與在地人民與原住民站在一起的多元假象，辦一場漢人與原住民共舞的嘉年華會，這場道歉不僅是主流社會的自我欺騙，更是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羞辱原住民。例如：為何要請祖靈進入總統府？為什麼不是總統到部落？為什麼用拒馬將抗爭的原住民擋在府外，卻在府內向原住民道歉？為何道歉儀式結束後，才在府前接受陳情？這不就是虛假意識的宣傳與霸權心態的展演嗎？與其說是轉型正義的起點，不如說是另外一場政治災難的開始，因為這個儀式說服諸多的漢人，用掌聲讚頌新政府對於歷史的反省與轉型正義的推動，但是，這個掌聲的背後是四百年的殖民壓迫與悲慘故事。批判地說，政治道歉只是一種主流社會霸權心態的自我療癒，理由有二：（1）政府代表主流社會訴說創傷的歷史，刻意製造虛假的族群團結意向。例如：政府將成為和平的使者，有能力修補族群關係的傷痕；（2）透過政治化的道歉儀式，消費原住民的歷史，強化政府治理（漢人政府）的正當性與霸權結構的穩定性。例如：政府將成為正義的化身，為原住民對抗歷史的不正義。
魯訊說：「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陶醉，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一個政治儀式或許就像一面鏡子，拍手讚嘆與陶醉新政府作為的人，是否就是魯迅所描述的奴才一樣，刻意忘記過去，只想像現在與未來的美好？再者，這個道歉儀式的主體是誰？為何要為道歉者（漢人治理的國家）鼓掌，道歉儀式是否變成一種漢人霸權的施恩情懷，一種延續霸權治理的政治安慰劑？
第二，道歉背後的多元文化思考與邏輯為何？
從多元文化的角度來說，這個道歉大會就是一個大熔爐式（melting pot）的多元主義思維。自由主義的大熔爐思維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生而平等並享有同等對待，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同一性，面對在種族、階級、性別等差異下，主張以尊重與容忍的態度，並容許不同聲音出現，但因追求共同性與統一的政策時，使弱勢與少數族群文化無法得到肯認與再現。
道歉大會的話語權都在政治權力者手中，這樣形式的道歉意義為何？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參與道歉儀式者（官僚、漢人與原住民）的心態與價值觀是什麼？弗雷勒（Paulo Freire）曾說：「被壓迫者」身上是住著「壓迫者」的身影與價值觀，若沒有經過不斷地反省、對話，那獲得自由之後，就會以另一種「壓迫者」姿態出現。因為許多被殖民者，其「殖民壓迫者」的形象已經內化到自己心中，因此同化於殖民壓迫者的價值觀。因此，「被壓迫者」若想成為「真正的主人」，要培養批判的意識，並且學習如何反抗與轉化現實，正視權力、認同與知識交互運作形成的關係。
最後，總結上述兩點的討論。筆者認為，道歉儀式是一個很傲慢的多元文化課程，理由有三：（1）這個官方的多元文化課程只虛偽地陳述文化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並無法引導國家的公民思考與批判歷史結構的壓與交錯複雜的權力關係（包括：族群、性別與階級的壓迫與不對等權力關係）；（2）這個儀式仍然是一種由上而下漢人中心的政治宣傳，傳達政府照顧原住民的決心，卻忽略原住民族真正的需求。例如：政府僅將原住民概括化為為一個符號概念，缺乏對於不同族群（漢人與原住民族，以及原住民族之間）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進行反省，更遑論國家要如何翻轉與挑戰不正義的結構，國家是否可以「賦能授權」（empower）原住民有獨立自治的可能性；（3）這場道歉大會是去主體化，把原住民當作被壓迫的他者，政府的道歉被沒有改變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在結構內的位置。因此，道歉可能僅是展現一種沽名釣譽的政治作為，而非具有實質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壓迫的苦難並沒有因此結束，翻轉結構的改革也沒有因此而啟動。最後，筆者認為，如果政治（官方）道歉能夠成為普遍的真理，那我們學習應該向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說的：「偉大的真理是供人批判，而不是供人膜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