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Rudolf Vlček
文/ 許全義（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好的體制讓人行善，壞的體制使人為惡。
台灣醫療崩壞中，幾乎每個醫生都有前科。勞獄之災的恐慌，讓白袍醫生倉皇奔逃。高風險的如婦產科有年齡斷層，連台大醫院都徵募不到人，遑論其他。相對風險低些的，如醫美，則人滿為患。這實屬體制之惡，非枝枝節節，從個人主義立場上，改善醫病關係所能解決。
傳統法律實作，去脈絡化的報復主義盛行。它不僅不認真釐清脈絡，更沒想到如此刑法，究竟是能解決問題，還是更讓問題惡化的反思。
醫療入罪，以刑法伺候，實屬愚昧。 一方面，嚇退有抱負、有志向的醫師挑戰醫學未知領域。另一方面，為了避罪，事實會潛藏在法律陰影下，病患及其家屬無法知道事實真相。台灣醫學也不容易進步。
從法律的社會與經濟分析，像醫療這種高風險產業，是要除罪化的，來換取整個資訊透明，累積後來據以改善醫療的事實證據的。也就是說，醫療從業人員的動機既是救人濟世，就不能苛責，其義務一般也就是要求其資訊透明而已，如同國際慣例在發生飛安事件時面對機師一般。
換言之，因為高風險，所以更需要給醫療人員或機師更大的除罪空間，讓資訊透明，來改善醫療或飛安。
傅大為說得好，從醫療錯誤中找人負責的個人主義心態，行不通。我們要從體制或社會控制下手，而不是找醫護人員當代罪羔羊。
以下幾個著名的醫療糾紛案例：
▲有個資深護理師，在病人突然加劇時，倉促間錯拿了氯化鉀，也沒有經過稀釋，就注射到病患身上，導致病患致死。
▲有個藥劑師，看到醫院中有四個奇怪而幾乎致死的服藥案例，發現那都是他所給的藥。當他向醫院報告後，院方（或他自己）才發現，他誤把可致死的肌肉鬆弛劑當成鎮靜劑，因為兩者的包裝很像。
▲另外是個常見的例子，就是麻醉師為病患插管，本應插入氣管，卻錯插了食道，因為沒有好的即時判斷器材，結果病患在麻醉中缺氧而死。
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很容易找醫護人員當代罪羔羊，磨刀霍霍向護理師、藥劑師與麻醉師。可是懲罰醫護人員，實際上，並無法改善這些錯誤。我們要從「揪出那個該負責的犯錯醫護人員」觀點，轉而從「尋找使醫護人員容易犯錯的體制原因」來分析，對先前那三個案例做出體制上的分析：
●氯化鉀的例子：醫院藥房在分類與儲存上，沒有把氯化鉀這種危險的藥品與其他普通藥品分開，所以在緊急狀況下，醫護人員容易拿錯藥。
●肌肉鬆弛劑的例子：原來是醫藥廠的包裝出了大問題，沒有足夠的警示。其實製藥廠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還寄了許多紅標籤給醫院，要他們在該藥品上貼上這危險標誌。結果可以想像，當然有許多的疏漏發生。
●麻醉中缺氧的例子：那是因為，過去病患在麻醉狀態中，麻醉師手上沒有簡單的檢測器材，可以迅速顯示病患身體狀態，通常只靠經驗與目測。所以，後來發明了一些簡易檢測器材後，這種麻醉致死的案例就降到原來的百分之一（之前美國每年有兩千人因此致死）。
目前台灣刑法訴訟背景下，並無法累積足夠的事實，找到改善醫療環境的體制分析。結果，醫生倉皇奔逃，病患悲憤質疑醫審會醫醫相護，告了老半天得不到事實真相。最後得利的只有不肖民代與黑道。
知識才是力量，才能引導我們走出悲憤幽谷。醫療除罪化，才能讓我們獲致知識。盲目的報復主義，用刑法伺候醫護人員，只會讓事實潛藏在法律陰影下，問題更形惡化而已。
參考資料：傅大為，2003，倉皇奔逃中的白袍醫師—從醫療糾紛到醫療體制，科學發展月刊，第361 期（2003 年1 月號），第79-80 頁，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