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殺人影展】《M就是兇手》眾人皆曰可殺—Fritz Lang的M

文/吳志光(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殺人魔來了—德國威瑪共和的集體社會恐懼

1920年代德國威瑪共和曾發生兩次連續殺人事件，分別是1925年被處決的Fritz Haarmann，法院判決認定他先後殺害了24名年紀介於10歲至22歲的男童及少年，以及1931年被處決的Peter Kürten，法院判決則認定他先後姦殺了9名女童及少女。兩人殘忍及病態的犯罪手法（分屍、吸血），自然引發了當時的集體社會恐懼，也無可避免地質疑兩人的精神狀態，故德國司法體系除了「速審速決」（例如Fritz Haarmann於1924年12月4日開始接受審判，1925年4月15日就定讞處決了）外，亦不忘為兩人作精神鑑定，成為司法精神醫學史上重要的理程碑。而在此種「殺人魔來了」的社會氛圍下，默片已成名的Fritz Lang以此為藍本，拍攝了他的第一部有聲電影—M，也是他最滿意的作品。

全城緝凶中

本片的德文片名有個副題—全城緝凶中（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頗能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殺人魔來了的社會氛圍，諸如各種杯弓蛇影或捕風捉影的對號入座現象，整個社會陷入了「小心! 凶手就在你身邊」的集體噪動。本片不同一般犯罪電影將焦點置於「正邪對決」，而是著墨於「黑社會」（影射已成氣候的極端政治勢力乎？）也來「替天行道」了! 這十足反映了威瑪共和末期，在納粹掌權前夕，德國因遭逢經濟大恐慌而導致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失調，而本片的主要場景總是在夜間，光與影交錯的陰鬱氣氛，無形中預告了威瑪共和的命運。納粹掌權後，隨即查禁了本片，似乎也坐實了導演藉由「黑社會」在片中所表達的「黑色寓言」。

最後的公審場景造就了本片的經典地位，在那個死刑存在尚是「自明之理」的時代，凶手的命運不問可知，公審中對凶手何以有「永久與社會隔離必要」的質疑，不也歷久彌新。而國家的法庭終究淪為跑龍套的角色，儘管其也是「以人民之名」（德國的司法判決至今仍是以人民之名—Im Name des Volkes）為之。

有病還是有罪？

這是片中凶手的自我辯護，他是個病人，不是個罪人，但這已無關宏旨，公審從來就是未審先判，但真實的國家司法程序則好歹注意到這個先決問題。在針對Fritz Haarmann的審判程序中，法庭安排了Göttingen大學的Ernst Schultze教授為其作精神鑑定，儘管最後結果未認定Fritz Haarmann有足以排除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問題，但其留下完整的資料，促成了1995年「死亡製造者」（Der Totmacher）乙片的拍攝。這部影片原汁原味地忠實呈現了Fritz Haarmann的精神鑑定過程，倒也不是昨是今非，但以今日觀點，Fritz Haarmann是個罪人，而不是病人，應該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嗯!其實很值得下一次殺人影展放映）。

逆風而行的廢死運動

誠如尼采在論罪行與犯罪一文所指出者：公眾在瞭解了犯罪動機和作案具體情況後，即能遺忘錯誤。何種錯誤，不就是那不易解決的犯罪成因乎？死刑成了一個「眼不見為淨」的廉價答案，死刑以外的選擇彷彿成了庸人自擾之舉，如何打破這種「只要制度存在就是合理」的意識型態，唐吉訶德式的勇氣自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