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攝製人員 陳琬尹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如其名，將我們所拍攝的抗爭、陳情影像記錄，做為一段社會脈動的歷史影音記載，如同解嚴前綠色小組用攝影機記錄被官方刻意忽視的抗議聲音，但是，對應那時四面楚歌，社會集體噤然的時代背景，我們早已身處在一個資訊多元的爆炸時代，「影音資料庫」，除了保守的成為一個供人索用的deta庫（「公庫」），還有更大的企圖和實踐─成為「另類媒體」。
既然我們定位自身為媒體，不可避免的就得面對「詮釋」的權力，那是身為媒體的職責與內涵，但卻也是我們目前尚待加強的；往往，在面對事件和議題的過程中，因為知識背景和產製模式的限制，使我們容易忽略對於拍攝事件本身的反思，而趨向一種政治正確的想像；倘若如此，我們將可能面臨更大的困難，即是影片本身淪為資料錄影帶的統整，反倒無法藉此帶動更多的討論。
在這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自己動手拍已經不是難事，如何深化我們自身的「媒體」功能，仍要繼續加加油。公庫，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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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攝製人員 楊鵑如
機車狂飆桃園大溪拍攝都市原住民部落拆遷、與洋華抗爭員工衝撞101宏達電新手機發表會、參與高雄台北同志大遊行一起扭動身體、詢問苗栗縣長劉政鴻對於大埔居民「犧牲少數的權益是應該的嗎？」、在環保署聽著艱澀難懂的詞彙總之結論就是過關了…這些都是我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所經歷的事情。
我一介學生貌女孩站在各大主流媒體攝影大哥的中間，拿出小DV攝影機，架起腳架開始拍攝。拍攝主題通常都是各大社運團體所開的記者會，他們經常面臨主流媒體不甩，平面媒體不愛，記者小貓兩三隻的狀況。攝影大哥有的時候會很不客氣的對我說：「妹仔！到旁邊去好不好？」他們正急著拍攝他們要的畫面、趕緊訪問收工，遲到的話再叫當事人演一遍、再喊一次口號，趕緊回去上新聞。而我拿著我的小機器繼續訪問，或是跟他們聊天，待到最後大家都要走了我才回去處理影片。事後要訪問受訪者的時候，我便開始被詢問：
「妳們是哪個媒體？」
「ㄜ…公民行動影音的…」（不好意思的笑，遞上名片）
「喔我知道，Peopo的嘛！」
「不是不是，我們是國科會的一個案子…」（對方狀似了解貌）（我再補充）「就是管老師那邊的…」
「喔喔！我知道。早說嘛～」
這個所謂「管老師那邊的」媒體，我正在這個總是不知該如何介紹，又礙於因為名稱太長太難記，與其他公民記者很相似的另類媒體中工作學習著。容我介紹它原本的樣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是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第四分項子三計畫的公開徵選計畫。（翻桌！）看這樣的介紹誰會知道它是一個另類媒體呢？現在簡稱它為公庫，我們再繼續開始講。
雖然大家模模糊糊的，都不知道公庫在幹嘛，但公庫默默的在三年累積了八百多支影片！拍了這麼多主流媒體不愛的影像要幹嘛呢？除了在事件當下發生時，即時散佈較長以及較完整的影像外，也讓更多人可以看到他們所要陳述的詳細內容，而不是只有主流媒體的曇花一現罷了。當我在剪接這些的影像的當下，我真覺得背負了很重大的使命（也就是熱血啦！）。那些民間團體督促政府必須急欲改善的問題、主流媒體總是不報導的地方，都讓我感到焦慮。所以我就拼命拍，拼命剪，拼命上傳。
在公庫拍攝快兩年，很多議題都是在公庫拍攝才知道，並且從每個不同議題當中再學
習。比如說09年拍攝人權團體聲援緬甸民運領袖翁山蘇姬的晚會，我覺得她離我們很遠，她為了推動民主被軟禁了很多年，她有可能被釋放嗎？而今年她被釋放了！蘇案纏訟20年，今年判決無罪，也是很多人等待許久的結果。這些事情激勵我無力消極的心態。沒錯，在公庫的時候悲觀想法很多，熱血還是有稍稍冷卻的時候嘛！備受爭議的浮濫徵地問題，或是在西部沿海欲擴展的石化業、中科三四期等環保議題，對於這些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我想從我身邊的朋友開始「感化」，至少讓他們知道台灣有這些事情正在發生，總以為這很簡單。拍攝完跟朋友討論，更使我深刻體認到人們對自己所處政治環境的冷淡。對於弱勢的處境，年輕朋友不甚關心，雖然能體認到這些事情，卻也顯得無可奈何。我在公庫感受到壓力，這壓力是我自己給自己
的—做了這些事，可以（讓弱勢族群）有什麼改變？
有次去台中拍攝國美館派遣女工的行動，事後她們北上陳情的時候，我再次跟她們介紹我是公庫記者，她們馬上說：「我知道！電視都只報導兩分鐘，你們報導七分鐘！真的很謝謝你們。」天啊！有這樣的回饋真的是給我莫大的鼓勵，我需要我們站在一起，互相激勵學習與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