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馨恩
我參與了2016年的同志大遊行，遊行主題為「打破假友善-一起fun出來」，有提到社會對同志的「假友善」，一邊高喊多元平權，卻又行歧視之實。然而這個現象也出現在同志大遊行的現場，也就是在遊行本身高喊「多元性別」的時候，雖然參與者逐年變多，今年已經突破8萬人，然而「性別比」卻依舊懸殊，參與者大多還是順性別男同志，其他族群相對看不見，尤其在「遊行兩側」更加明顯。
由於我每年都會在遊行中受騷擾，包含刺探隱私、言語羞辱、肢體侵犯，多半來自其他參與者對跨性別的好奇與敵意，所以我才寫出這篇，呼籲大家關注遊行內部的歧視問題。
「開放式平臺」的叢林法則
我曾撰文「請謹守這10點，否則別參加同志大遊行」，當中從「性騷擾與性別歧視防治」的角度，試圖營造對女同志、雙性戀、
我也許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歧視本身就是反多元」，就像我們不會認為仇恨言論是言論自由、強暴是性自由一樣，歧視就是在傷害弱勢者參與遊行的自由，這跟穿著裸露、扮裝或帶肛塞上街等「沒傷害到他人」的受汙名行為不一樣，所以根本不該被視作自由或多元。如此不加以限制的平臺，事實上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放任歧視者參加就是傷害弱勢者
根據女同志軟體Her針對3003名多元性別族群女性的調查，有3分之1的多元性別族群女性認為同志大遊行「不歡迎」她們，當中酷兒女性高達47%、雙性戀女性高達57%這麼認為。更有高比例的跨性別者也是如此認為，所以不願意參加遊行。台灣甚至曾有無性戀者對同運的「有性霸權」路線感到不舒服，因此退出所處的同志組織。
遊行放任歧視者參加，連護家盟都加以允許，顯然與性別比懸殊脫不了關係。這也是為何社會有義務「解雇／調職性騷擾者」、「以保護令限制跟蹤者／家暴者接近受害者」一樣，不能因為要保障相對人／行為人的社會參與權及人身自由，就犧牲掉受害者的機會平等，我們很可能無法看到一些精彩的故事與作品，因為受害者被噤聲了！同遊也是如此，我們看不見多元性別平等的參與，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被「歧視者存在」的壓力給加以「排除」了！
支持弱勢者是不夠的，必須限制歧視者
延續上一段，女權運動會從「保護受害者」逐漸轉變為「限制相對人／行為人」是有所原因的，因為女性主義者明白，這才是解決之道。像是不讓被性騷擾的職業婦女被迫離職，那就必須解雇／調職性騷擾者；若要保障家暴／跟蹤受害者的正常生活，就必須用保護令限制相對人，防止他們侵擾受害者，而非一昧的把受害者關進庇護所。
如果同志遊行聯盟只是發聲明支持弱勢者，卻沒有做出「限制歧視者」的作為（任何形式，即使只是聲明，如加拿大的女同志遊行，一直會針對歧視跨性別的人發聲明。），那麼要讓弱勢者感覺環境有變得足夠友善，可以安全、平等的參與，從目前遊行的性別比來看，很顯然是不夠的。
「要求反抗」是譴責被害人
社會普遍有「譴責被害人」的文化，所以才會經常出現「拒絕性騷擾」、「勇敢說不」的政令宣導，而非「禁止性騷擾」、「確認意願」。因此，有些人就會認為應該是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與無性戀要「協助」歧視他們的人「打破迷思」，而非譴責歧視他們的人。
我在「反性別錯稱」的論述中，就會提出應該「事先確認稱呼方式」，而不是單方要求被錯稱的跨性別者反應反抗，因為受害者不見得有足夠的資本、友善的環境如此，可能怕惹麻煩、感到恐懼而不得不隱忍，但依然會感到受傷與痛苦。
「對話」是種理想
有些人總認為，弱勢者可以跟歧視者進行「對話」，才能有效改變對方觀念、改造社會文化。
不過我認為，這是一種「理想」而非「現實」。真正多數的現實是，歧視者不斷跳針、刺探隱私，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沒有自知之明地閒話家常，而弱勢者則是被勾起難以忍受的記憶、隱忍傷痛、強忍淚水，整個人就像蜷曲成胎兒一般，害怕遭受更多傷害，或是只想趕快從這樣的情境中解脫。
這很顯然不是、不該被稱作「對話」，這只是一種騷擾與暴力，既得利益者與弱勢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是造成此種壓迫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