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 /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於香港的姊妹組織)
「這完全是一場政變」──工黨立會議員張超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1月7日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展開了對立法會民選議員乃至整體民主權利的深遠打擊。建制派及梁振英虛偽地自稱「守護立法會規則和宣誓的莊嚴」,但事實上他們正在用專制手段扭轉對他們不利的選舉結果。
假如他們成功的話,將會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使數以萬計的選票成為廢紙,並令立會淪為不經民選產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顯然視這次大清洗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跳板。工黨立會議員張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場政變,不過是由當權者所發動的」。這些發展代表了中共專制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要將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來的民主權利都要奪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釋法」,來處理排外本土組織青年新政兩名新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青年新政種族歧視中國人的言論,也反對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不過,二人宣誓時的宣示行為被當局無限放大,作為打壓「分離主義」的藉口,同時也是用來攻擊整個反對派與民主運動。這次攻擊不單針對立法會,而是先發制人地壓制雨傘運動的重演,下次運動可以演變為革命運動挑戰政府。
為什麼北京加強鎮壓?
中共專政的黨內鬥爭正越演越烈,習近平上個月被加冕成為「習核心」,這反映出至少兩件事情:一是習近平仍然在擴展自己的個人權力來控制明年的領導人換屆安排,二是他與中央領導層還在面對國內(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極反抗。
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對全國的影響為依歸。近年來,北京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打壓香港的民主鬥爭,因擔心香港會「感染」全國。
這使中共政權不斷加強鎮壓,去年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五名店員被綁架的事件,今年則禁止所謂「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華盛頓郵報》社論(11月26日)指出:「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課堂,讓人學會了打壓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這麼看,在其眼中優先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統治有可能叛變的13億人口。
當局害怕革命,這解釋了為何習近平要將空前的權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或江澤民還要多。驟眼看,北京對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步,最近人大釋法就是一例。在這個階段,還不是太清楚究竟習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進行更全面的打壓,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懾下本土派。但這反映了中國政制的矛盾,雖然表面上是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北京的指令往往會在底下被扭曲和改變,以滿足地方權貴的利益。剝奪本土派的議席只會增加港獨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視在國內製造輿論,要在國內人民面前展示反對「外國勢力分裂中國」的強硬決心。
正因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獨強硬表態,特首梁振英正利用這點來為自己盤算,達到連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製造一個需要建制派組成「統一戰線」的狀況,藉此讓北京更難於來年的特首選舉中欽點另一候選人與梁振英打對台。
另一個有關中央政府的複雜因素,就是全國人大是黨內排第三的張德江所控制的,而張德江與梁振英一樣同屬中共的江派。自上台以來,習近平不斷嘗試打壓其他派系,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因此不,能夠排除江派會在香港煽風點火製造危機,並突顯江派比習派更「堅決保衛祖國」,從而幫助梁振英連任。不過我們亦不能夠想一些評論員那樣將派系鬥爭過份解讀,並幻想中央政府會阻止這場大清洗、甚至會尊重香港的民主權利。無疑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但是他們之間對於鎮壓的分歧只在於力度與速度。
無論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給予了梁振英和建制的瘋狂份子法律與政治上的彈藥。這些人希望加劇現時的危機,並策動更廣泛的清洗,至今已經有高達15名立法會議員被針對,佔立會反對派的一半。人大釋法列出了一條非常廣泛的違例清單,使議員可以事後被指其宣誓「不真誠」和「不莊重」而喪失議席,就連「停頓太久」也可以被視為宣誓無效。人大釋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違反宣誓規定,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也因為宣誓時撐起黃傘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決與獨立一樣,都是不合法的,並稱議員需要為這些言論而「負上法律責任」。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公然打壓,反映出當局的攻勢並不止於青政的兩個議席。梁振英在《新華電視》的訪問中表示「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制」,而甚至在學校討論也不准。他亦再次強調「須按法律處置好」港獨份子。
建制的進攻
人大釋法後的數天,兩名愛國分子對8名和11名反對派立會議員申請司法覆核。這顯然是有計劃而行的。而11月13日,愛國組織一如所料地出錢聘用3萬人上街集會,反對「港獨」並支持人大釋法。顯然親中陣營裡面已經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現分歧,部分派別害怕進一步的清洗會導致政治上的強烈反彈。他們主張「克制」並希望將清洗局限到兩名青政議員。
人大釋法是否「越權」而違憲亦成為了法律界的爭議。今次釋法顯然超越了「解釋法例,而是變相修改了立法會中有關宣誓的規定,因此在「一國兩制」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權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決出現相抵觸時,法律後果亦不明的。
不過,就基本法憲制與法律技術細節的辯論,並不能夠阻止當局的攻勢。群眾鬥爭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專制的經驗,我們應該花1%的精力去準備法律層面的辯護,而99%的精力應該集中於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反擊。
梁振英正面對反對他連任的強大壓力,不單是普通民眾,而且還有許多資本家菁英也視他為負資產。最近《明報》一項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為五位可能參選人之末,不過其餘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參選。
部分菁英發起了個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運動,希望說服北京選擇一個較不具爭議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傳統財團勢力與港英時代培養出來的官僚都不滿梁振英的經濟政策,因為梁允許中國大陸的「紅色資本」侵入本地資本家的壟斷地位。這派別的資本建制亦認為梁振英需要為近年來的經濟動盪和社會激進化(包括雨傘運動及之後爆發的獨立情緒)負責。香港「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北京的壓迫加大下之結果,並導致本土組織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這堆本土派組織都是建基於右翼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並不能夠提供任何對於爭取「自決」的策略,甚至連「自決」的明確定義也沒有說出來。他們主張的「勇武抗爭」不過是高喊種族主義的口號和謾罵,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時的行為那樣。他們的兒戲行為正好墮入中共與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認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組織是被建制所滲透、甚至扶植的,用以為推動反革命提供藉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機
今次立法會宣誓事件讓本土派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考驗,結果落後一敗塗地,突顯了本土派的內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點。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們因為社會存在巨大的不滿情緒,加上欠缺真正的戰鬥而爭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讓本土主義乘勢抬頭。自2014年中共一錘定音拒絕香港落實普選,而後來雨傘運動陷入僵局後,本土派就開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擊對手來取得支持,當中尤以網上攻擊最為明顯。他們對於傳統泛民主派的軟弱和被動作出批評是正確無誤的,可是他們並沒有提出或組織起任何有建設性的力量。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呼籲群眾「勇武抗爭」,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訴求,也沒有決心爭取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由所謂「傘兵」組成的青年新政被發現雨傘運動期間幾乎沒有參與過運動。青政的游蕙禎亦暗認自己從沒有踏足過佔領區。最近的危機,三名本土派議席之中有兩個被剝奪,而他們陷入分裂與癱瘓的狀態,甚至淪落到要他們一直鄙視的泛民及「左膠」組織示威來去保衛他們。
在今次危機揭露出本土派「紙老虎」的相貌。政府顯然要褫奪梁游二人議席,如果本土派無法動員群眾去保衛自己的席位,哪他們又何以領導群眾打倒中共和爭取港獨呢?游蕙禎宣布她去信英國政府要求當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禱可能更有效吧!誠然,以本土組織的性質來看他們注定充斥分裂與危機,但香港的民族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相反,建制當局加強打壓「獨立」,反而保證了這種思想的支持度只會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雖然受挫,但在這政治真空的狀態下,本主主義作為一個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繼續增長。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左翼工人政黨,支持一個所有少數民族爭取自決權的清晰綱領,並在這綱領的號召下團結抗爭去擊敗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權,是可以削弱本土主義的支持度的。
擴大清洗反對力量
今屆立法會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議席,三名議員所取得的11.1%的選票。另外三張的新面孔以「自決派」自居議員以7.8%的總票數當選,而屬於激進泛民的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選票並贏得兩席。 如果梁振英擴大清洗的行動,對象將會是這八名不同的「激進」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對派議席的話,就可以奪走反對派的否決權。建制派也可以強硬修改議事規則,阻止一直以來建制派與財團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補選時可以收緊選舉條例,以篩走反政府的候選人,又或是同一時間將「獨立」的司法制度置於公開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釋法後明顯推進了上述發展。「這等同由中國直接挑選立法會議員一樣。」工黨主席李卓人對《時代雜誌》(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將來可能連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會違反參選資格。」總結來說,今次清洗立法會是八三一人大決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選制度要入侵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如何反擊?
清洗行動已經剝奪了青政兩人的議員資格,現時仍未能預測會否發展至全面鎮壓的地步。未來發展最取決於群眾壓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頭、學校和工作場所內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是否夠大。最惡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愛國團體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這正正就是泛民領袖自11月6日反釋法大遊行後的策略。其中一個因素是,泛民害怕遊行變成本土派與警察衝突的平台,造成11月6日那樣不必要的衝突。但這才突顯到需要有組織、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並且需要民主決定運動策略及糾察工作,而不是以此為藉口取消示威!更嚴重的問題是,泛民領袖眼光只有選舉,害怕清洗行動會禍及自己,因此不願意奮力抗爭。甚至有泛民中人會因為有機會在補選競逐本土派失去的議席而暗笑了。
現在所有反釋法的組織應該召開大會,不單討論再次舉辦遊行,而且要達成一個罷課、罷工及其他抵抗行動的戰略。值得再注意的一點是,幾乎所有大學學生會都由本土派控制,但他們卻沒有在這事件上鼓動學生罷課,哪怕是一場校園示威。2014年以泛民為首的學聯領導層最少也有號召罷課,雖然當時已經時機太遲,而且準備不足。
社會主義者反對清洗立法會,也反對建當局加強對司法部門的政治操控。這些機構都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而且與民意非常隔絕。但政府現時的進攻是為了進一步削弱群眾對這些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影響力,並且令其更為融入專制制度之中,就如中國內地一樣。
因此,我們捍衛所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席,反對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權篩選議員,甚至扭轉選舉結果。我們反對司法制度及基本法凌駕於港人民主選舉的權力之上,因為前兩者根本不受民主監督。立法會雖然是一個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議會,但在腐敗的建制之中民主議席對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來說仍然是一個揭露及對抗統治精英政治黑幕、發動群眾鬥爭的重要平台。現在是不受政府干預自由選舉的權利受到打擊。
社會主義與民主抗爭
社會主義者為每步的民主寸進而奮鬥。我們捍衛現有的權利,但我們並不甘於維持現狀,因為我們離真正民主仍然遙遠。一場捍衛現有民權的群眾運動需要一個綱領來爭取全面民主。這就是意味著需要立即廢除不民主的架構,如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制度。
部分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應該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議會所取代,由人民普選產生,普選權包括外傭,並將投票年齡限制下降至16歲。這議會應該有實權──可以挑選政府、落實大膽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提升工資、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並透過將大財團及銀行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他們的經濟權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工資應該要削減致香港平均工資。
現時抗爭必須要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群眾運動若果局限在香港一個地區,其力量是不足以勝利的。中共擁有全球第二大經濟實力和軍力,單憑香港一地抗爭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他稱六四事件為暴亂,並讚揚中共鎮壓)或其他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去支持對抗中共的抗爭是徒勞的。相反,西方政府在過去廿年對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頭批抨,他們暗地裡都希望維持一個可與他們長期營商的獨裁政權。
過去成功打倒獨裁政權的民主抗爭,例如1980年代的南韓和南非民主運動,都是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所以,工人階級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的工會,是中港兩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勝利的關鍵要素。而資本家依賴獨裁體制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力,因此打倒中共也連繫至打破資本家的權力。只要群眾抗爭接受這一綱領,在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下,民主抗爭將會是勢不可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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