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 口述歷史小組 陳世宏
1986年10月，「綠色小組」成立，創始成員王智章、傅島、李三沖三人，他們扛著簡易的電子攝影機（ENG）拍攝、記錄當下的社會運動，透過非正式管道發行錄影帶，散播社運訊息，用事實真相顛覆當時老三台電視新聞的官方說法，是1987年解嚴前後比較有代表性的「小眾媒體」。工作幾年下來，累積了超過1,500支，3,000多小時的錄影帶，在工作室堆積成一堵牆。（按：配圖前言01）
這是我們透過一般資料所了解的綠色小組。綠色小組活躍的年代，是台灣解嚴前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天翻地覆的階段，它幾乎介入當時所有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個所謂的「小眾媒體」，既紀錄運動，本身也成為運動的一環，影響並改變了當時傳播界的生態，甚至社會運動本身，其實是一個複雜的觀察和研究的對象。不過，這也是一個過時的、幾乎被遺忘的傳播現象。他們絕少談論自己，很少接受訪問，不爭搶歷史的解釋。但30年過去了，成員之間感情彌堅，與社運界交情仍屬深厚，還有，他們始終守護著一批當年事件現場第一手的記錄，當成全民的資產，歷史的檔案，努力維護，認真整理，等著大家來重新認識自己的鄉土和家園。
礙於所學所聞，我只以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各位看倌等著看內文吧！）從1977年底中壢事件到1979年底高雄事件之間，可稱為「美麗島政團時期」的反對運動，台灣群眾反抗國民黨體制的意志重新被喚起、凝聚，行動也越來越公開、激烈。「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戰後歷史上眾所公認的重大事件，甚至常常被稱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分水嶺，是了解戰後政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1]
但在這之前，從228事件到50年代的地下黨反抗時期，反對運動其實一直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隨後的60年代，即使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控制最為嚴密，台灣民眾的反抗並沒有停止過，只是從群眾運動退縮為孤立、零星的事件，少數的異議人士如散兵游勇，在有限的政治空間參與選舉或論政，而且相關訊息總是被封鎖或扭曲。尤其因為社會結構的條件還不夠成熟，沒有足以誘發群眾參與和動員的大事件或變局 ，以致許多反抗的行動或組織，還來不及動員就被消滅。這說明了早年對抗國民黨獨裁專政的孤寂和艱辛，以及政治改革行動者必備的決心與膽識。而各個年代的反抗運動之間，其實是相連而非斷裂的。反抗不公不義，是多麼自然、樸素。
在台灣正逢外交挫敗、國際地位面臨空前挑戰的1970年代初，蔣經國開始接掌統治權，推動一系列「本土化」的政經改革。在政治上，他領導的黨組織大量吸收本土黨員，拔擢本土才俊擔任黨政要職，1972年5月的新內閣進用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台籍政治人物（共6位），包含政務委員李登輝。
蔣經國時代另外一項重要的變革，是辦理所謂的「第一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2]這個由外部正當性危機引發的、非常時期的改革措施，是制度的突破；很顯然的，任何一次選舉結果都不會導致政權輪替或者統治結構鬆動，但是會讓反對人士及一般人民期待有更多改變的可能，甚至願意為此採取行動，付出代價；而隨著選舉一再舉辦，起了可觀的正當化作用，並成為推動政治系統發展的動力所在。學者認為，戰後台灣選舉雖然作為早期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鞏固工具，但在實踐過程中卻創造了民主化的行動者，也形塑了各行動者的組織特性、政治偏好和策略選擇，透過內在制度變遷，逐漸地、無意間地轉化了威權政體的性質，「簡單的說，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個選舉帶動的民主化（election-driven democratization）」。[3]這項政治變遷，也帶來了讓其他社會、經濟結構得以轉變的重要契機。
另外從法制層面來看，國民黨體制就是戒嚴體制，它為了維繫政權，以戒嚴令和動員戡亂的相關法令，箝制民間的社會力量，防堵任何挑戰黨國意識形態的言論，尤其是整肅反對力量的政治結盟。但歷經美麗島事件的洗禮，黨外新生代等等反對勢力重新集結，在大量黨外雜誌和歷年選舉的操演下，終於在1986年之後成立反對黨，一舉突破黨禁，號召民眾相挺；接著政治強人病危，黨國體制逐漸瓦解，被迫宣布解嚴，自立救濟社會運動蠢蠢欲動，最後「動員戡亂」結束，其他的新聞管制、言論封鎖、思想叛亂、黑名單政策，有如骨牌一一倒下，這是一個時代的大變局，是台灣的關鍵年代。
當年綠色小組的成員們，來自島嶼四方的偏鄉底層，走過封閉、威權、苦悶的舊時代，感染了潛藏、燜燒的反抗氣息，陸續走入廣泛的反對運動陣營之中。行動之中，他們如何進入社運紀錄的這條道路上？他們對自己、對環境、對歷史有什麼思考，做了什麼提問，並因此採取了怎樣的行動策略？這一整個認知和實踐的過程，假使不是由他們完成，同時間是不是也會由其他的行動者來完成呢？是勢所必然嗎？
如果是勢所必然、勢不可免，那麼他們這一群行動者，在1980年代下半葉那些關鍵的歷史過程和事件中，是否承擔了該有人承擔的責任，做了有人該做的事，成為看見並承擔時代責任的行動者？
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追問：作為一般的庶民，秉持樸素的正義感，摒棄菁英的思維，區隔政商的脈絡，他們的眼光、判斷和實踐的意志與力量，是否在關鍵的時刻發揮作用，為台灣民主運動爭取到新的機會，開創了新的局面？並且因為呼應社會總體的期待，而得到人民廣泛的支持？或者如同他們輕描淡寫的「運氣不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幫助他們走完艱辛又激越的年頭。
對照今日，意義又何在？
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簡稱「綠協」）的口述歷史訪問小組，試著從上述的問題意識出發，從今年3月底開始採訪綠色小組的元老成員們，很開放的提問，有些具體而微，有些晦暗不明，讓他們談談自己的成長經驗，走入反對運動和社運紀錄者之路的過程，他們在1986-1990年間許多關鍵事件中的作為和思考，[4]以及集體行動解散後的今日。
在綠色小組成立30年之後，這本集結4位主要成員的口述史書終於要問世了，為我們承載了許多當年的重量，也揚起了一些煙塵。限於作業時間，我們沒有錄影，也沒有紀錄片式的編輯方式，好讓他們交互對談，而只以單篇的方式個別呈現。但在他們與我們之間，可以攫獲很多記憶的片段，歡喜連結，也可以採取不同的歷史角度，謹慎切入，或者秉持個別的運動立場，加以驗證，或者運用一些理論的工具，放大檢視。但最終大家要面對的，是他們過度耗損的青春所堆砌的那一面台灣當代歷史的牆，因為無可替代，勝過千言萬語。當然也勝過口述歷史。
幸好資料帶都在，逐漸開放。他們也仍努力不懈，不改初衷。
[1] 湯志傑，〈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第13期（台北：群學出版社，2007年6月），頁91-96。
[2] 蔣介石於1972/3/20五連任總統，3/23明令第四度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召集國民大會開會。依此非常母法，同年6/29公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就在蔣經國正式組閣後一個月。該辦法與1969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一樣，均屬於臨時條款授權給總統訂頒等同於「法律」的規章，並非由立法院制訂通過。
[3] 參閱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1946-94）〉，收錄於陳明通、鄭永年合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頁243-244。
[4] 其中有關非常重要的「鹿港反杜邦運動」一節，請參考同樣由台灣綠色小組影像記錄永續協會策劃，范綱塏先生採寫/編纂的《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記錄文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16/9）一書。
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
作者： 陳世宏/主編
出版社：遠景
出版日期：2016/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