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庫合作夥伴惟工新聞提供
維工按：博士領綜援不是夢？高學歷不代表可以脫貧，在工作零散化之下，英國大學校園以臭名遠播的「零工時合約」聘用講師，導致教職員無法預計未來被編配多長課時之餘，收入亦變得極不穩定，有講師的年薪甚至低於兩萬港元。人到中年，前路茫然。英國《衛報》近日專訪三位貧窮講師，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史蒂夫‧漢森（Steve Hanson），44歲，政治社會學的兼職講師
我有一間出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有做過政府研究計劃，而且發表文章比許多長聘職員更多。我已經按時計酬大約五年了，不過在我堅持四年成為半永久講師前，人力資源部門已經把我踢出了系統。
我這些年來大部分時間在三個地方工作。你有三個人力資源系統、內聯網和安全系統，每一個都有各自的小問題和變態的地方。
為那堆事情交涉——連出糧也遠遠不是自動收到——跟額外再當個管理崗位差不多，但當然這不會附帶管理層享受的保障、福利、準時出糧等東西。這就像非常快地玩俄羅斯方塊，然後你看看你在做什麼所有這一切。這一週是三個小時、另一週七小時、下週沒有任何工作。
我的年薪只有6,000英鎊（約港幣57,781元）多一點，而這總是降低了我的福利救濟金。我的生活很難過。然後朋友，有時甚至學生會說：「啊，你做大學講師不錯呀⋯⋯」
我們有如水果採摘者，是季節性的勞動者。每年九月你必須寄出電子郵件，卑微地問：「今年有工作給我嗎？」大學正在減少按時計酬員工的工作時數，因此減少他們的收入。
我的生活很難過。我住在一個住房合作社。在日常生活中，這意味著要從亞洲超市買一大袋豆和米，盡可能便宜，靠這些東西來過活。我騎單車到所有地方，它絕對沒有多餘的裝飾。我與伴侶想組織一個家庭，但這是非常困難。獲得抵押貸款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我願意在這裡公開名字是因為我已經沒有甚麼可輸了。如果我對個情況保持沉默，期望能夠脫離困局的想法顯然是不可能的。
森（化名），32歲，應用語言學和溝通的兼職講師
我在2013年從羅素大學聯盟（The Russell Group）獲得了博士學位。從那時起，我在三所大學工作，教授七個不同的課程，並已成為其中五個的課程主管。
我喜歡在高等教育工作，但是作為一個按時計酬的臨時合約講師，我發現這份工作在財政和個人原因等方面越來越不可行。
我的薪金不足以交租，特別是夏天。我必須找一些編輯和校對等自由工作維持生計，不過這侵蝕了原本應用來做研究和寫出版文章的時間。我無法製定長期計劃，因為我不知道明年我會在哪裏工作，或甚至有沒有工作。
在教學的前一晚，我要花許多時間於交通和／或是睡在朋友的備用床、沙發、地板或豆袋梳化。搬到工作的地點附近並沒有意義，因為六個月後我可能要到英國另一端工作。
買房子是天方夜譚。為了節省即使是很微薄的租金，我已經搬回了父母家。我過去最好的時間是在一個學期裏教兩個課程和做文學碩士的監督，當時我的年薪有6,000至8,000英鎊（約港幣57,781至77,041元）。但有時它低至2,000至3,000英鎊（約港幣19,260至28,890元）。
臨時合約並不總是全數支付辦公時間，或為教學準備支付足夠金錢。你在教學日以外用來寫電郵和指導學生的時間，很少會得到薪金。要平衡支援學生和賺錢的時間是很困難。
在個人層面上，我曾經有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儘管我用盡全力工作，不過這份不穩定的工作並沒有同事網路和安全感，證明是非常困難的。
三年的臨時合約意味著我的生活毫無吋進。我在學術界以外的朋友正在穩定下來、買房子和結婚。同時，我有一個博士學位，一本對於大學圖書館以外的人來說過於昂貴的書。我的生活永遠充滿不穩定。
我擔心臨時學術勞工意味著只有那些能夠堅持幾年忙碌、不穩定工作的人，才能獲得長期學術工作。我擔心那些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都是那些有相當財務權利、不需要擔心責任問題、沒有需要供養的人和精神上足夠應付能力的人。
凱瑟琳‧伯吉斯（Catherine Burgass），49歲，兼職英語講師
我在1997年獲得了英語文學理論的博士學位，在許多不同大學以臨時合約講師的身份工作了大約6年。接著在我有了女兒後就被裁員，連最後的合約也失去了。
我和女兒在家里呆了五年，然後我回到史丹福郡大學（Staffordshire University）擔任全職或兼職的臨時合約講師。我的基本長期合同仍然是按每小時支付。
我的生活還過得去，因為丈夫有不錯收入。但我肯定不能用自己的收入來維持我的生活。另外，這份工作還有不安全的問題——你的工時可以被削減。我的教學時間已經被削減，有時我會因這個情況而覺得相當憂鬱。
去年我每週只被編配五個小時工作，到這個學期只得兩個小時教書。以每一個小時的面對面上課課時計算，按時薪出糧的講師工資還包括半小時備課費用和半小時改卷費用。不過如果我要為一門從未教過的課程備課，往往得花掉一整天，不論那只是一個課堂、一個研討會抑或一個工作坊。
如此微簿薪金是令人可恥。我感到相當羞辱，因為工作的報酬和地位比相對的全職同事低得多。臨時工作缺乏職業發展、地位，亦沒有多少金錢。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並不窮，可以為小錢工作。不過對於需要養活家庭的人，我不能想像他們如何處理。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工作。
我的丈夫是哲學教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並非罕見，但它在女權主義前線不是很好。
資料來源︰
Guardian: Part-time lecturers on precarious work: ‘I don’t make enough for 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