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恕暉
作者按：2014年318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反中的國族意識、反自由貿易的階級意識大舉宣揚，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執政基礎，使國民黨在2014年底地方選舉、2016年初總統與立委選舉接連大敗，但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的社運、左翼運動如何往前走？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至90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政治變局，社運、學運進入狂飆期，1990年3月的中正廟學運也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社運、學運人士的投入，當時也在台灣興起一波左翼運動浪潮，作者希望藉著引介、反省二十多年前台灣的這波左翼運動歷史，透過反省與歷史分析，作為當今社運工作者、左翼運動者推動反資本主義、反帝國霸權運動的借鏡。（本文同步刊登於《傳播、文化與政治》）
參、《群眾》形成前的操練
在黨外運動多年的「國會全面改選」聲浪下，李登輝主政下的國府於1992年底進行首次國會全面改選──第2屆立法委員選舉，以台獨為訴求的陳婉真1991年原本在台中地區活動，因街頭抗爭而聲名大噪，由於鍾維達曾與陳婉真在美國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擔任正副會長，1992年初鍾維達評估，民進黨在台北縣仍有立委當選空間，鍾維達力勸陳婉真到北縣參選，透過參選介入政治運動（陳婉真訪談紀錄，2016年2月19日；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陳婉真也同意參選，在鍾維達引薦下，黃泰山、張素真與左翼讀書會成員邱襄陵、周幸宜、康惟壤、黃國良、林志侯、包玉文、林恕暉等人都為陳婉真1992年底參選立委助選，陳婉真以「終結中華民國」作為參選訴求，對於為陳婉真助選的動機與過程，黃泰山指出：
我們動機很簡單，是去練兵。選舉是台灣最密集的動員形式，強調有別於社會運動，選擇陳婉真，一來因為和她是舊識，二來，陳婉真很晚才宣佈參選，又沒班底，可參與和發揮的層面和空間，相對的比較大。我主要參與組織工作。陳婉真在北縣沒人，找得到人就不錯了。同時陳在選舉過程沒有什麼保留，她強調文宣、造勢、對組織則沒有特別看法和要求。陳婉真這次選舉是靠她的知名度來動員，她的票是空氣票，而非組織票，她的選戰模式就是靠一次一次的造勢活動，拜訪樁腳的行程不多（野百合通訊，1993年2月）。
此論述顯示，《群眾》成員參與陳婉真立委助選，是在黨外運動資源、人際關係、助選位置、成員歷練等考量下的結果，助選也有利於爭取在反國民黨、台獨運動內的左翼論述位置，也可讓《群眾》成員熟悉黨外運動、民進黨基層助選運作方式，特別選舉多年來一向是台灣最密集的政治動員、宣傳活動，1992年國會首次全面改選，區域立委是採複數選區投票制度，而立委席次大增，台北縣為一個選區，應選席次高達17席，陳婉真在衝撞國民黨政權引發的高知名度，及台灣建國運動組織（簡稱台建）成員、《群眾》成員助選下，1992年當選立委。
對陳婉真立委助選工作，是《群眾》成員的重要操練，使黃泰山等學生成員與康惟壤、黃國良等基層社運工作者合作，累積政治經驗，尤其陳婉真的總部設新北市三重區，也為日後《群眾》在新北市的民進黨地方人脈的動員形式，倚靠「造勢活動」、催出「衝組」投票的助選方法，成為《群眾》日後助選主要策略。同時也吸納新成員並透過助選，參與政治運動、工運、環保運動等抗爭，累積政運、社運經驗。
肆、建立組織基地、延伸社運發展
除了助選之外，《群眾》成員也發展新的社運組織，1992年9月，曾參與讀書會、且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成員的簡淑慧、林正修、林志侯、蔡萬吉、康惟壤、鍾維達、邱襄陵、黃國良等多人，因不滿環保聯盟總會的學術菁英領導作風，決定落實草根經營、發展在地環境議題為目的，成立環保聯盟「台北分會」，以類似新潮流參與社運方式，推選淡江大學教授張正修擔任會長，《群眾》成員簡淑慧擔任副會長，祕書處則成為培養幹部的基地，由林正修擔任首任總幹事，中興法商學運社團出身的劉思龍任副總幹事，其後歷屆接任環盟臺北分會祕書處總幹事的包玉文、林志侯、李貞瑩、呂建蒼、陳建志、賴偉傑等人都曾參與《群眾》相關活動，林正修指出：
「環保聯盟台北分會」正是《群眾》成員建立、不同於環保聯盟的運動組織。等於我們弄細胞進去，人家也知道，以施信民為主的人都知道，這一掛與他們不同掛，他們一直怕我去搶環保聯盟總會秘書長，其實位置對我們不重要，但有三個問題對我們很重要，一、有優秀的組織幹部、年輕人。二、是運動的籌碼。三是募款的來源。我們在台北分會是自己募款，張正修會長提供他自己的房子給我們用。這些都是組織工作，有點像是細胞在打進去，這我們在學誰？就學新潮流嘛！新潮流在民進黨內是少數派，但是他在各個社運團體都佔最重要的秘書長位置，我們群眾也是這樣，只是我們更清楚的，旗幟是左翼！而且某個程度是更衝的（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
在《群眾》讀書會成員忙於成立臺北分會、為陳婉真助選期間，1992年9月26日張金策闖關返台，與張金策有私誼的黃信介、陳菊、鍾維達等人都前往接機，張金策抵達桃園機場就被警方逮捕，移送台北地檢署，經審訊後當晚獲交保（程川康、鍾沛東，1992），張金策在宜蘭礁溪老家休息幾日後，隨即北上與鍾維達、黃泰山等讀書會成員見面。
林正修形容第一次見到張金策時指出：
我看到張金策第一個感覺，這才像列寧，張金策沒有那種學究氣，他不會囉囉唆唆，不會講一些排場的話，說自己多偉大。見面第二天我問他，我叫什麼名字你記得嗎？他說「很歹勢」，我都還記得這些，這個人的土氣。我覺得要搞事情就是跟這種人搞，我不是菜鳥，我在學運搞過，也看過頭面的人物，看到那些人我都沒感覺，對，就是他！只有看到張金策有這個感覺。為什麼？他有那種草根的開放性，又有一些最關鍵的理論認識，不是說要讀辯證法那些，我記得他用閩南語說，什麼叫做辯證法？就是一個事情「要活跳跳來看」（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
面對有深厚黨外運動資歷與左翼運動經驗的張金策返台，林正修的說法，也呈現了當時左翼學運、社運幹部的雀躍心情，在鍾維達、黃泰山、林正修等人帶動下，當時50歲的張金策也迅速成為《群眾》成員的領導人。
伍、發行《群眾》雜誌
張金策返台是《群眾》雜誌創刊的關鍵，也因為張金策能籌募營運資金，才能使《群眾》雜誌社於1993年初在臺北市嘉興街的一處公寓開辦（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20日；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在《群眾》財務部分，張金策的外甥藍偉新是《群眾》雜誌最主要的財務支持者，《群眾》雜誌社先後在台北市嘉興街、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的房租，都因張金策而使藍偉新願意贊助（鍾維達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金策妻子陳金釵找親友借款60萬元作為雜誌開辦費外，其餘經費大多由藍偉新支付（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藍偉新當時每月贊助《群眾》15萬元（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
在《群眾》人員部分，由鍾維達以左翼運動為號召邀請台大學生黃泰山、張素真、邱襄陵擔任編輯，康惟壤擔任發行經理（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原為立委洪奇昌國會助理的簡淑慧也決定轉任《群眾》雜誌行政經理，專職人員無論職務高低、包括社長鍾維達在內，月薪一律2萬元，彰顯左翼組織內平等原則，發行人張金策則不支薪。在發行部分，初期訂戶以內部成員在社運界人脈為主，並透過全島巡迴演講會宣傳等累積訂戶。（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黃國良訪談紀錄，2016年4月6日）
對於《群眾》在當時左翼團體的比較，當時東吳大學蘇菲亞社幹部江仁傑指出：
當時學生在臺灣左派的選擇，就是工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勞工陣線、《群眾》、環保聯盟等幾個地方能去，學生最喜歡就是東看西看。《群眾》對我們比較友善，也比較草根，也不會只在學生圈子裡，不會說「你們就是要向工農學習啊，你們這些混蛋！」這種工委會的態度。會去勞陣是因為鍾維達的關係，後來勞陣太像新潮流了（江仁傑訪談紀錄，2016年7月15日）。
對於主張與中國統一的《夏潮》、勞動黨，曾為夏潮系統學運幹部的徐文路指出：
勞動黨是「統」優先於「左」，80年代工運的高潮退去後，勞動黨在工運搶不到戰場，都在講「統」，「左」只能提提國際歌、共產主義運動，對台灣情況、切不進去社會現實，我因此慢慢的跟勞動黨體系走遠（徐文路訪談紀錄，2016年5月29日）。
《群眾》創刊時，鍾維達、黃泰山出面邀請左翼的學界、社運人士擔任社務顧問，工運包括：曾茂興、吳永毅、毛振飛、王文祥、方來進、林明賢、黃清賢、簡錫堦、郭吉仁。環運有：施信民、張國龍、曹愛蘭、高成炎、蔡萬吉。左翼學者有：許文龍、王振寰、趙剛、夏鑄九，與主張台灣獨立的楊碧川、原住民運動者夷將、客家文化運動者鍾肇政等人（群眾雜誌社，1993），範圍包括社運人士、台獨運動者、左翼人士，但其中並無《夏潮》或勞動黨人士，也呈現《群眾》當時其他團體、左翼社群的關係，以及與左翼統派較無合作的情況。
此外，《群眾》與鄭村棋領導的「工作室」，當時曾有多次的團體接觸對談、互訪（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對於《群眾》與鄭村棋「工委會」的差異，黃泰山指出：
張金策的理論是認為，當時臺灣的局勢是要介入政治鬥爭，張金策以列寧「怎麼辦？」批判鄭村棋是「侷限在手工業的經濟抗爭，放棄用大量生產的意識形態鬥爭」，當時鄭村棋只有針對關廠勞工，依照「怎麼辦？」，這都是以手工業的經濟鬥爭，只著墨經濟利益，經不起大風浪，一個大浪來就沒了。張金策認為左翼應該進入意識形態鬥爭、應該介入選舉，但在介入選舉之前，必須有宣傳工具，雜誌社就是宣傳工具（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黃泰山的說法也呈現了當時《群眾》以雜誌作為政治宣傳工具，與右翼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企圖。對於如何對台灣當時的右翼政黨進行意識形態都鬥爭？《群眾》（1993）雜誌於創刊號發刊辭〈開創群眾作主的時代〉指出：
台灣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國民黨與大資本家階級貪得無厭、橫行霸道、無所顧慮地掠奪台灣的資源，榨取人民的血汗，不只造成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群眾雜誌社，1993，頁4）
顯示《群眾》雜誌透過社會主義的階級觀點，在1990年代就點出的財團治國問題，至於民進黨等「民主運動」政治人物，《群眾》雜誌也在發刊辭認為：
台灣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小市民也一再地打拼，做好「抬轎」的工作，將不少政治人物抬上政治舞台。但是，四十多年來，多數反對政治人物由於其中智階層的出身或認同，受其既有的階層利益和意識型態所制約，站在中智以上階層看待台灣政治社會事務，從來不曾碰觸到台灣社會問題根本的階級矛盾，對作為國民黨統治後盾的大資本家的所作所為，總是很自然地加以忽視，聽任那些財團的魔掌伸展到台灣的每一角落、每一行業，隨心所欲地搜刮、榨取，而無從阻止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日趨惡化（群眾雜誌社，1993，頁4-5）。
上述論述呈現《群眾》雜誌雖未明確主張社會主義，但關注「階級矛盾」，也批判民進黨政治人物無法面對財團治國、貧富差距擴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