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恕暉
作者按：2014年318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反中的國族意識、反自由貿易的階級意識大舉宣揚，徹底摧毀國民黨政府執政基礎，使國民黨在2014年底地方選舉、2016年初總統與立委選舉接連大敗，但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的社運、左翼運動如何往前走？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至90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政治變局，社運、學運進入狂飆期，1990年3月的中正廟學運也促使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社運、學運人士的投入，當時也在台灣興起一波左翼運動浪潮，作者希望藉著引介、反省二十多年前台灣的這波左翼運動歷史，透過反省與歷史分析，作為當今社運工作者、左翼運動者推動反資本主義、反帝國霸權運動的借鏡。（本文同步刊登於《傳播、文化與政治》）
801事件後一個多月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當年9月23日針對電波頻率的使用公布釋字364號解釋文，明確認為針對電波頻率，國家應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尊重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力，該解釋的理由書更直指「廣播電視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為免被「壟斷與獨佔」，國家應制定法律，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配，能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審慎決定，使民眾「有更多利用媒體之機會」。此一解釋文出爐後，行政院、立法院展開一連串的法律制定、修法作業，打破黨國壟斷電波體制，也顯示了《群眾之聲》發動801反抄台抗爭的威力與效果。
但在美英兩國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與市場競爭」意識形態下，國府與民進黨自由派與右翼人士合作，以「自由化」為名、推動解除電波管制政策，將具有公共產權性質的無線電波頻譜「私產化」、私有化，國府1995年更分配部分電波頻譜給民進黨公職，取得優於國民黨與新黨的收穫（馮建三，1995），國府也要求一定資本額度方能經取得無線電波頻譜，1994年國府也分配有線電視系統給具有政治關係、資本實力者，1996年將第四家無線電視台交給民進黨立委蔡同榮、張俊宏等人籌組的全民民間電視公司「民視」經營，此外，張俊宏等人於1995年取得的臺灣全民廣播電台執照，1998年轉售給飛碟電台董事長趙少康，成為「News98 九八新聞台」。
從地下電台發展過程來看，1993年興起的地下電台與Call in風潮，使當時在國府壟斷、控制電視、廣播等電子媒體下的不滿國府者，透過收聽地下電台及聽眾Call in的互動，進行集結，而《群眾之聲》以黨外運動為路徑切入，散布反對財團與國府「勾結」、反對金牛政治的看法，使傳統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也帶入了批判美帝、黨國資本主義、階級意識等左翼的政治觀點，但這項企圖卻因國府對地下電台展開壓制行動，剛誕生而標舉左翼、台獨、激進的《群眾之聲》電台，不得不透過遊行抗爭的方式，表達立場，也因為發生警民衝突，被主流媒體形塑為「暴力份子」，成為地下電台的激進派代表，也吸引激進反國民黨者收聽，也使《群眾》被視為「衝組」代表。而電台以福佬話為主要語言，使閱聽眾受限於以福佬族群為主。
在此同時，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代表福佬人的陳水扁與外省人的趙少康互鬥激烈，使台灣民族意識與中國民族意識的對抗形勢達到最高峰，強力主張反國民黨《群眾之聲》也因此吸引大量支持者，《群眾》發動的中央黨部古蹟抗爭事件目的雖是對抗黨國威權體制，但在民進黨省長候選人陳定南提出的「四百年來第一戰，要將台灣變青天」等右派台灣民族意識形態宣傳下，中央黨部古蹟抗爭等事件，也在選舉操作下被轉化為對抗國府的中國民族意識的產物。
《群眾之聲》發動的801反抄台抗爭事件，雖可凸顯《群眾之聲》的小市民運動的左翼政治路線，但在國府批判暴力的媒體操作下，民進黨也表明反暴力、企圖撇清關係，黨內同選區其他候選人、派系樁腳基於爭奪選票的利益考量，也暗中以「張金策落跑」等耳語中傷，以《群眾之聲》台長為頭銜的張金策因801事件衝出的高知名度，反而形成其他民進黨省議員候選人危機感，形成「多人打一人」的局面，不利於《群眾之聲》的選戰宣傳。
801事件對於剛誕生不久《群眾之聲》電台的影響劇烈，張金策等人因警方通緝的缺席，聽眾對《群眾之聲》發動抗爭的反應兩極，有人支持抗爭，也有人反對暴力，《群眾之聲》內部，由於當時以選舉為核心事務，黃泰山雖作為競選執行總幹事，但簡淑慧、王志郎等人不滿其領導方式，雙方歧見日深。張金策雖於一個月後返回電台，卻難以化解雙方歧見，也導致選後簡淑慧等部分成員離開。
當時黃泰山、張金策等人都評估當選機會濃，但省議員選舉前一週，民進黨另一省議員候選人張清芳率全民計程車司機與國民黨民代服務處發生衝突，引發媒體關注，黃泰山評估民進黨激進票源可能流失，建議張金策也如法炮製到另一國民黨民代服務處踢館，但張金策認為聲勢已高而拒絕（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徐文路訪談紀錄，2016年5月19日；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
1994年11月選舉結果，張金策以5萬餘票落選，距離當選門檻7萬餘票，差距約兩萬餘票，對於選舉結果，張金策認為是大意失荊州（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黃泰山等人認為張金策不聽內部建議、勸告才落選。康惟壤認為，張金策流亡美國多年，對台灣當時局勢判斷失準，若能在801事件後立即出面被捕，反而會因此當選。（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
綜觀張金策返台辦左翼雜誌、電台，到參選省議員等過程，1994年的張金策省議員選舉，由於資源較多、集中，也被《群眾之聲》成員認為最好的建立左翼灘頭堡機會（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
由於張金策等海外人士返台時間較晚，在台灣解嚴5年後的1992年才回台，在其他有意從政的黨外運動者、民進黨人的激烈競逐下，張金策的起跑時間已經遠遠落後於其他民進黨人，在1994年的台灣省長、臺北市長選舉，民進黨以逐漸轉化為福佬人為主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陳定南省長選舉的競選標語「四百年來第一戰，要將台灣變青天」，正代表了福佬人為主的漢人台灣民族意識觀點，張金策代表的左翼階級意識、「工農小市民」運動路線宣傳，已難以與之匹敵，張金策省議員競選失利、離開民進黨，《群眾之聲》也失去繼續爭奪民進黨內論述主導權的機會。
落單者被警襲擊倒地，警方圍捕，媒體在旁拍攝。
玖、脫離民進黨的《群眾之聲》
1994年底省議員選舉後，《群眾之聲》募款情況不如選前，簡淑慧、王志郎等多名成員離職，電台專職人員僅存黃國良、康惟壤、黃泰山、張素真等人，每月只領5000元零用金度日，另電台供應伙食，相關成員輪流煮飯度日，但電台仍維持高人氣，同時也培養王婕等年輕人主持節目（王婕訪談紀錄，2015年10月4日），經常有聽眾到電台捐款，使電台維持營運，電台節目Call in 仍經常滿檔，當時新聞局開放電台申請合法時，《群眾之聲》成員認為無公職力挺、資金門檻高，合法可能性低，索性退出合法電台申請，801事件也在1995年在法院開始進行審判程序，張金策、林恕暉被依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判刑，都已易科罰金方式結案，罰金則是涉案者各自設法籌措繳納（許文龍訪談紀錄，2015年10月4日；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黃國良訪談紀錄，2016年4月6日）。
由於《群眾之聲》於1995年仍維持熱度，張金策決定繼續參選立委，但因前一年參選省議員時得票未達最低當選者的七成，不符民進黨內規，張金策決定退黨，以無黨籍身分參選，雖有聽眾力挺，但缺乏民進黨支持者之下，僅獲得7930票落選（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年2月27日；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尋求連任的民進黨陳婉真，在《群眾》成員替張金策助選、分散實力下，也以37715票落敗，差距當選門檻只有5928票。
1996年3月總統與國代選舉合併舉行，《群眾之聲》成員、中華大學教授許文龍於桃園市中壢區由綠黨徵召參加國代選舉，前成員簡淑慧則於新北市新莊區以民進黨提名方式參加國代選舉，兩人決定參選前都未與《群眾之聲》成員討論，但希望透過參選宣揚理念，同時在選後能以公職資源供應左翼社群發展，《群眾之聲》部分成員也分別助選，結果許文龍以1萬2000餘票高票落選，簡淑慧則以2萬7552票當選國代，簡淑慧並與王志郎、徐文路、江仁傑、丁穩勝等人發展左翼讀書會，並未繼續參與《群眾之聲》。
《群眾之聲》電台營運則於1996年3月總統選舉後走下坡，《群眾之聲》主持人黃泰山指出：
1997年時電台幾乎沒什麼人聽了，電台一直撐到1998年才關閉。1995年金策選立委時，電台還很多人聽，1996年3月李登輝當選總統後沒多久，電台失的很快，沒什麼人在聽（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儘管營運走下坡，《群眾之聲》仍力圖透過參選帶動，1997年底至1998年初，《群眾之聲》推派張素真於新北市三重區以無黨籍參選台北縣議員（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黃國良訪談紀錄，2016年4月6日；張素真訪談紀錄，2016年4月15日），但落選，康惟壤、黃國良等人都認為若能以民進黨提名參選，張素真的勝算仍高。
《群眾之聲》成員參加1994年省議員選舉、1995年立委選舉、1996年國代選舉、1998年縣議員選舉，儘管選戰失利，仍接連投入各項選舉，顯示：一、透過選舉募款維持電台營運，二、透過選舉推展左翼運動等過程。但支持者、聽眾卻在1996年起流失，對於《群眾之聲》聽眾流失原因，黃泰山認為：
1996年之後電台打電話進來的人很少，我感受很深，這是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已經合理化，台灣整個新體制已經產生，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但當時卻不清楚，電台一直撐到在1998年冬天才收掉（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
黃泰山、張素真、林正修、康惟壤等成員都認為，《群眾之聲》最好的當選機會是1994年的省議員選舉（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康惟壤訪談紀錄，2016年2月17日），但這場選舉的落敗後不僅內部成員分裂出走，大幅削弱《群眾之聲》的組織人力，張金策無法繼續在民進黨內參加立委初選，也讓《群眾之聲》核心成員未能繼續在民進黨內參政，轉而以無黨籍或綠黨等方式參選，但都無法當選。唯一當選者，則是以民進黨身分參選國代的簡淑慧，顯示若以左翼運動的政治灘頭堡考量，當時黨外運動路徑的左翼運動者，在民進黨內參選仍有一定程度的當選機會，也證明《群眾》於1990年代透過選舉進行政治宣傳的運動模式，並非不可行。
持麥克風的抗爭著為林正修，當時為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總幹事。
簡淑慧當選國代與其他《群眾之聲》成員落選的差異，也呈現1990年代的左翼政治路線，若能繼續在民進黨內發展，雖然可能十分艱難，仍有一定程度的空間可取得政治位置，並發展左翼媒體、左翼運動。
從台灣的左翼意識形態發展來看，在1950年代後國府長期的形塑反共、恐左意識形態下，1990年代以黨外運動為路徑的左翼運動，並未取得文化領導權，1994年張金策的省議員參選失敗，民進黨已發展出選舉總路線、以公職分配資源（郭正亮，1997），無公職的《群眾之聲》因此淡出民進黨，左翼運動者也未能在黨外運動、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取得文化領導權。
特別是在1996年3月總統選舉後，《群眾之聲》聽眾大量流失，以反國民黨、福佬人為主的《群眾之聲》聽眾流失。關鍵在於李登輝代表的國民黨本土派1990年代開始尋求民進黨部分派系結盟，形成福佬人為主的台灣國族主義聯盟，「本土化」、「民主化」等詞彙盛行，取得台灣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領導權。也有研究顯示1996年後地下電台進入衰退期（陳清河，2004），顯示國民黨李登輝為首的本土派勢力與民進黨合作，主導了台灣國族意識形態的形塑與發展。
1996年李登輝當選首任台灣民選總統，更象徵「台灣人出頭天」，代表資產階級主導的「台灣民主化」已經完成，李登輝的「台灣人」身分，也消解了以「省籍路徑」的台獨運動支持者反抗國民黨政府的力量，使從黨外運動路徑，標舉左翼、提倡階級意識的《群眾之聲》，不敵國府長期的「恐共」、「恐左」宣傳，在張金策於省議員落選後，《群眾之聲》淡出民進黨，也使《群眾之聲》未能繼續在黨外運動內，與民進黨主流右翼觀點爭奪文化領導權，在缺乏聽眾、贊助者捐款支持下，走向衰微、關閉。
林正修等成員認為，《群眾之聲》若當時不急著推張金策參選省議員，或就算張金策省議員落敗、不參選立委，保留實力、透過電台低成本的長期經營，也可在幾年後推派其他幹部在民進黨參選縣市議員，也都有很好機會當選（林正修訪談紀錄，2016年6月22日；黃泰山訪談紀錄，2015年9月19日），顯示《群眾之聲》若以Gramsci提出「陣地戰」方式，而非以「運動戰」方式急於爭取文化領導權，亟欲爭取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一階段革命成功的優勢，若能長期經營電台、發展草根組織、持續參與社會運動，發展「工農小市民」政治運動，累積一定支持者、群眾實力後，在民進黨內從中小型、地方公職選舉出發、逐步擴大，或可有更好機會發展。
綜觀《群眾》發展歷程，在1990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李登輝領導的國府新威權逐步形成之際，《群眾》初期延續黨外運動雜誌的發展模式，結合台灣島內社運、學運幹部推進台灣左翼反國府威權、反中國霸權、反美帝等論述，延續了《海外政論》、《台灣天地》的左翼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立場與觀點，並串聯除夏潮、勞動黨以外的台灣左翼人士發展刊物，對當時左翼運動的推進產生一定程度的推展作用，也推展階級意識等左翼觀點於部分學運、社運、民進黨支持者社群之中。
本文作者林恕暉與康惟壤合影
《群眾》於1994年轉型為《群眾之聲》，跟隨著當時反抗威權而興起的新興媒體「地下電台」風潮，也發展出具有人民自主性的電子媒體，同時也因此讓群眾路線的階級意識宣傳往攤販、工人、家庭代工、小商店等中下階層拓展，開展了左翼階級意識散布的廣度，不過受限於電台功率與傳播的區域性，《群眾之聲》的傳播範圍僅於台灣桃園及宜蘭以北區域，未能廣泛拓展於台灣全島。
同時，《群眾》為延續培養、擴大日益增加的組織人力，推出張金策以民進黨名義參選省議員，並以爭取當選為目標，把絕大多數的人力、資源投入選戰，國府抄台與801反抄台抗爭使《群眾之聲》開播不久就聲名大噪，卻面臨國家機器發動媒體、司法打壓，與黨內競爭者暗中圍剿的嚴苛挑戰，競選中的張金策選擇以避風頭方式處理，但不穩定的內部組織在高度壓力下的摩擦更為激烈，也造成內部組織難以因應選前快速變化的亂局，導致落選，透過選舉養活組織的賭注至此落空，《群眾之聲》因此大幅縮減人力規模，並且在民進黨派系鬥爭形成的內規下，張金策被派系排擠出局，無法繼續以民進黨名義參選1995年立委，其他成員也未延續在民進黨內的左翼運動路線，在民進黨即將於2000年取得執政權之前三至五年，《群眾》成員陸續離開民進黨，均未當選公職，部分離開《群眾》成員則在民進黨提名下當選公職，延續其左翼運動。
從意識形態競逐文化領導權的觀點分析，《群眾》與《群眾之聲》於1993年至1998年的左翼運動，是自1970年代反抗國民黨政府殖民統治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左翼路線下，演變而成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目的是解放國民黨政府統治壓迫、美國帝國主義宰制的束縛。但19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個人自由、尊嚴等政治價值，並宣傳政府對這些價值的威脅，在1980年代後期國府威權瓦解之際，透過美國新古典經濟學家對抗經濟危機的理論與跨國資本家「開放市場自由競爭」宣傳，配合蔣氏舊威權瓦解，「自由化」與反抗舊威權、中國霸權的「爭台灣人尊嚴」，李登輝主導的台灣國族主義崛起，新威權新自由主義成為強勢的意識形態（夏傳位，2015），並李登輝主導的國府也搭配國會改選、總統直選等政治策略形塑「台灣民主化」宣傳，民進黨內右派、台灣民族主義者於1993年起也陸續與李合作、聯盟，使新自由主義、台灣國族主義取得文化領導權，《群眾》、《群眾之聲》的左翼運動雖極力宣傳階級意識、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李登輝路線與民進黨右派，但在文化領導權的競逐中，卻難以與之匹敵，在捐款減少、難以維繫財務下，因此走入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