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嘉佳（作家）、許全義（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公庫編按：被醫生判定罹患「精神性官能憂鬱症」的作家蔡嘉佳，試圖過輕生。有感於社會對身心疾病患者的種種標籤，蔡嘉佳出書細訴憂鬱症患者的發病紀實。為使更多大眾理解身心疾病患者，蔡嘉佳也決定走入校園，分享她服用藥物到最後一次輕生的過程。
蔡嘉佳2 月13日台中一中【明心館之夜—失控的哀慟】講座原定晚間六點半舉行，但臉書活動頁面卻臨時在六點十三分發布緊急通知，表示「明心館之夜因故臨時更改地點」，請有意參與的民眾改於六點五十分臺中二中校門口集合…。
名作家蔡嘉佳預定 2/13 18:30 於臺中一中明心館演講，失控的哀慟。當天下午一點多，輔導室接獲台中市政府來電，表示民眾抗議。五點多，教務主任打電話給我，說有家長抗議今天晚上的明心館之夜的活動，要我到現場，也希望還要有一位輔導老師在場。我隨即去明心館，遇到輔導主任。輔導主任講，因有民眾抗議，施壓給市政府，再施壓台中一中，所以今晚輔導室的場地無法借給明心館之夜使用。
我隨即跟學生商談，希望他們轉移場地到我住的地方，一間書房。講者也隨和認可。後來，明心館之夜也就轉移陣地舉辦（以上是許全義所見到的版本）。
有關此事的陳述，後來也就出現了兩個版本：
陳述一：因為「演講議題敏感」而被投訴，導致演講前一小時場地臨時被取消的講者，請問我該感到榮耀還是⋯⋯？而且連一位校方正式代表來說明都沒有，就被趕走了。好羞辱噢。每年都有這樣的孩子在沉重的升學壓力與成長環境下抑鬱成疾，或選擇結束生命，而學校選擇面對問題的方式是，蓋起布來，於是我們沒有畫面，那些生命或痛苦，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輕悄地，消失了。一如今晚。
精神疾病永遠見不得光，是嗎？
陳述二：
• 因活動未依程序申請，參與師生自覺不妥而轉往他處辦理，並無所謂「一併直接趕出場地」之情事，敬請諒察。
• 本校（含社團）辦理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均由學校出具公函正式邀請，並有學校主管（主任、組長）或承辦人員陪同或接待。然由台端來電時表示係受他校高中學生邀請，顯示本項活動非本校常態邀約之活動。
• 本校向來以自由學風著稱，凡依規定程序提申請辦理之活動，均予以支持與協助。蔡小姐未能在本校明心館進行演講，與講者背景及演講內容無關。
• 感佩台端勇於公開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心路歷程，未來若有機會，另行正式邀請蒞臨本校指導。
這兩種不同的陳述，不僅呈現了在高中校園認識憂鬱症的艱難，也或多或少反映出台灣校園民主化的迫切感。
圖/WHO global health days
今年世界健康日，四月七日，WHO所設定的主題是憂鬱症，Depression, Let’sTalk。憂鬱症就如同我們養狗當寵物一樣普遍，其終身盛行率高達20％，也就是說，每五個人，會有一個人在一輩子中受憂鬱症困擾。而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等的研究，憂鬱症的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所佔比例最大（達11.9％），遠超過如：糖尿病、關節炎、高血壓等慢性病的影響。
然而，不知為何，我們中學教育對此避而不談。如就我所知，台灣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一篇國文課文、英文課文和社會科文本談論憂鬱症。當然更沒有人設計課程談自殺，如辯論人為什麼不自殺？ 十大死因之一，而且其中七成以上都跟憂鬱症有關。雖然依據WHO研究，自殺是年輕人第二大死因。每年有八十萬人死於自殺。
這讓我們很困惑。台灣是個沒有憂鬱症、沒有自殺的國度嗎？ 揆諸事實，卻又不然。只要當導師，班上一定有受憂鬱症困擾的同學。我自己讀高中時，幾乎每年都會聽到女校高中生跳樓自殺。讀大學還有位常打籃球的陽光學妹，莫名跳樓。中一中美術班也有學生跳樓自殺。最近還有跟自己一起讀過書的建中學生自殺。為什麼發生這麼多案例，我們在高中校園中，卻一點都不想討論、認識與理解，造成自殺的最主要原因，憂鬱症呢？
或許這是個慣於說謊的校園。為了維繫說謊慣行，學生要被教導，學會不問重要的問題，如人為什麼不自殺？ 人如何與憂鬱症共處？ 可是人不是都會死？ 每年都很多人自殺。而且實證研究指出，每五個人的生命中，就有一個人為憂鬱症所苦。不敢問危險的問題，當然也不知道如何承受真相。在校園裡，為憂鬱症所苦的靈魂，都是孤獨的，不知道別人是否也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憂鬱與死亡是個龐大的秘密，一旦揭開，整個世界就被所認知的事情顛覆。或許校園普遍有這種氛圍，不想去承受真相帶來的衝擊，禁止問出重要的問題。
重要的問題都是危險的。但我們不可能因為它危險就不聞不問。人活著最根本的事情，互相的信任、自我榮譽、與親朋之間的愛情，這些都可能被危險的問題所撼動。然而，未經過危險質問考驗過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或是很脆弱的，常常是一陣風就能吹垮。我們青年學子也就前仆後繼，紛紛投入自殺行列中。
謊言又會帶來更多的謊言。如這次事件中，台中一中校方所發的新聞稿就是一堆話術迷障。校方問過學生了嗎？ 他如何知道學生是「自覺不妥？ 」 他們又如何能代表學生，代表明心館之夜的主辦單位澄清事實呢？
而且事實明明是，學校當天不准學生用明心館，他們只得被迫轉往其他地方啊！ 又說「 本校（含社團）辦理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均由學校出具公函正式邀請，並有學校主管（主任、組長）或承辦人員陪同或接待。」實際上，明心館之夜辦了那麼多演講，哪次有出具公函正式邀請呢？ 哪次不是打電話或透過電郵邀約而已呢？ 不只明心館之夜如此，就算是教師研習，如每個月辦的歷史教師研習；或是學校課程，如電影與哲學、或剛好上到某專題的演講等等，所邀請的講座，真能透過公文邀請的，恐怕少之又少。社團邀請講座，那就更是如此了。 他們都不是台中一中嗎？ 那麼誰才是台中一中？ 台中一中是誰的？ 只要校長未批可的任何活動，都不屬於台中一中所辦理的嗎？ 那這樣的台中一中還是以自由學風著稱的學校嗎？
聲明稿呈現中一中行政官僚的權力想像，某種威權時代的遺蛻。與其說此聲明描述了台中一中歷來演講邀請的實作，倒不如說它指的是未來式，希望行政權力可以擴大滲透到每個課程與社團活動中。以下，我們想講的是，這種想像其實是不民主的，或是與民主生活方式背道而馳的。
有關在甚麼樣政體下的生活方式才是合適的？ 這問題在英國十七世紀激烈爭辯過。霍布士和波以爾藉著爭論大自然有沒有真空？ 來討論此問題。霍布士認為沒有真空，大自然厭惡真空。而且有真空，會造成嚴重的政治災難，會seeing double，然後重蹈內戰覆轍。波以爾認為有真空，而且就是要有些空間是政治權力所無法觸及的，才能有穩定的社會。此爭辯後來由波以爾勝出，英國民主政體所採納的也是波以爾所提倡的生活方式。
最近美國總統川普所引爆的爭論，也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民主生活方式的特色。川普頗有種族歧視之嫌，反穆斯林移民到美國來。NBA一大堆球星，隨即拍廣告表示，歡迎穆斯林加入NBA，平等沒有邊界。好萊塢影星也如此表態。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甚至說從川普種種言行看來，他的精神狀態已經不適合擔任總統之職。也就是說，美國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職業團體，不僅不奉行總統之令，而且還致力於釐清總統所犯的錯誤。
總統的權力有真空，不僅受分權體制的限制，而且有很多地方是他所無法充滿或觸及的。
同樣的，我們可以練習：把川普替換成台中一中，NBA當作是明心館之夜，來想像民主的生活方式。NBA造成川普的不舒服處，反足以彰顯美國民主生活方式的強韌。同理，明心館之夜如果造成台中一中行政官僚的不舒服，又能繼續辦理，持續發聲，反可以證明台中一中的自由學風。
很遺憾的，台中一中聲明稿中，不僅不想忍受任何的不舒服，而且要校內任何課程與社團活動都聽命於行政官僚權威之下。換言之，台中一中行政官僚不想其權力有任何真空。不想任何課程與社團活動，逃逸出其行政規範之外：一切都納入嚴謹而完美的行政體制下，受規範。
問題是，一切都受體制規範，沒有任何意外與不舒服，真的就能完美嗎? 熟知熱力學第二定律者，就深知任何封閉體系，如果沒有任何意外，沒有擾動，其結果就只會愈變愈亂，不可用的能愈來愈多，終至崩潰。
明心館之夜是個公共論壇，就是希望引入社會能量，在封閉的校園內激起漣漪或波瀾，讓學校擺脫封閉系統的窠臼。如這次辦的論壇，失控的哀慟，正是為高中校園對憂鬱症認識之貧脊，開一扇窗。而在2/20辦的自學論壇，也為高中教育扭曲成為了升學考試的修羅場，提出針貶。
老實說，如果這次事件中，輔導室主任直白講，學生沒完成場地申請流程，不牽扯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不打電話請示教務主任或校長等等。無論借場地給學生與否，都是對的。學生在跑借場地的流程，確實沒完成。雖然學生在申請場地上，跑過學務處三次，問過三次，三次都不一樣，無所適從。畢竟，他是輔導室主任，有保管明心館之責。問題是，他是輔導主任，卻連這麼丁點雞皮蒜毛的場地是否核借的責任，都不敢負，最後由校長定奪。那就表示台中教育行政官僚的階層化權力結構，上對下的控制太森嚴，導致每人都只想仰體上意，不敢負責。那麼問題就大條了。
民主生活方式，是彼此分工合作的，每個層級有每個層級所該負起的職責，權力與責任。就像棒球場上，各壘包的裁判一般，各就其權責提出見解。主審雖然是裁判的領頭羊，但有關一壘壘包發生的情事，也只能聽一壘審怎麼說。換言之，整個棒球場上，有不少領域是主審的權力真空。也就是說，在講者已經來到學校，無可挽回之際，主任居於現場，對事理判斷遠比懸隔的校長有利。如果是平等社會，彼此分工合作，這時該尊重的是主任的初始判斷，借場地給明心館之夜。結果，卻又請示校長，峰迴路轉，場地被收回。講者與聽眾只得漂移到其他場所。
只有極權國家，或法西斯國家，才統攝在階層化權力結構中，沒有權力真空。儘管上級沒講，基於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下級只知道仰體上意，結果整個體制就維上意是從，成為平庸之惡的集合體。
從台中市教育局的回應看來，他並不想毀了這次演講：
一、本案本府並未發文臺中一中，合先敘明。當日處理情況如下： (一)本府教育局於106年2月13日接獲陳情內容，考量係當日辦理之研習，於是致電該校主任，該校主任表示係由畢業校友團體所辦理。 (二)教育局評估講座內容並未違反生命教育之理念傳達意涵，爰建議校方於就本案之教育意涵回覆，教育局藉以轉達陳情人，化解其疑惑。
反而是台中一中行政官僚，揣摩上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只要不辦，或不在一中校園裡面辦，就沒有台中一中輔導室的事情，也就沒有台中一中校方的事情，更無庸麻煩教育局轉達陳情人、化解疑惑的麻煩事了。權力毛細管作用，層層推演開展，終於造成這種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失控的哀慟，還是無法為高中校園所認識的悲劇。
說者或以為，校長預先還不知道有此演講，不告不理，自可撤銷主任原始判斷。不過，教育行政並非法庭。不告不理只是法官判案的準則。教育行政，尤其是輔導，是要主動積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原本是最適合在輔導室辦的，認識憂鬱症的演講，卻在輔導室主任職權被侵奪的狀況下，被殺掉。「行政程序」本來是為讓問題解決更有效率的手段，反過來成為壓抑創意與公共論壇的工具。那是捨本逐末了。如果連一間教室是否核借的權力都沒有，萬事聽校長，那麼體制上設此主任職，那就仿如雞肋，可有可無，因無分層負責，分工合作的效果啊。
總之，台灣高中校園認識憂鬱症之貧脊，在今年WHO設定2017為世界憂鬱症年中，更顯蕭條。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問題，無人聞問? 我們想說的是，在威權時代的階層化權力結構中，只知仰體上意的平庸之惡，是其中絕大關鍵。台灣校園轉型，刻不如緩，民主化，各層級分工合作，有權力真空；而非層層節制，上意漫無節制、了無真空。波以爾打造人為真空，要有空氣幫浦，當時的高科技，要花很多精神與力氣。同樣的，台灣人要打造政治權力所無法隨意侵犯的結社真空，讓權力有所節制，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如鄭南榕之犧牲性命爭取言論自由，林冠華同學以燒炭爭取教育自由。也就在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我們才會有強韌的民主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