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Dumas Temu
作者/解影
「行動者立場」的學運研究
從2012反旺中運動以來，各種關於臺灣學運的記錄、評論、分析的文字大量出現，到2014年318學運（太陽花學運）達到最高峰，各種關於太陽花學運的紀實、評論的專書大量出版。何榮幸當年著作的《學運世代》一書也在補上幾位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訪問，略事修改文字內容後重新出版。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也在318學運隔年，舉辦了20周年所慶學術研討會–「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並蒐集大量文獻資料，舉辦了「臺灣戰後學運」特展。
但在關於戰後（或說野百合學運之後）學運的相關文字大量繁衍的同時，目前可見的各種學運論述，除了在歷史觀上，常常從1990野百合直接跳躍到2008野草莓，而將中間的10～15年學運視為空白，建構出一種斷裂又難以自圓其說的學運史觀。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將野草莓、反旺中之後的學運出現的原因，簡單的歸因於馬英九政府的執政不得人心、中國因素的刺激，或者是運用政治機會、資源動員…等等強調外在條件和機會結構的解釋。從這種觀點來看學生運動的生成發展，學運變成像是沒有自己的主體性的木偶，只能跟隨著外在的環境舞蹈。
對比媒體圈、學術圈偏向外部事件描繪、外部條件歸因的學運分析，曾經參與了2000年初期的亞洲大學田中央社、新社會學生鬥陣等中部學運，以及在2010年後參與南部的異議性學生社團聯合刊物《行南》的創辦的莊程洋，在其中山大學社研所的碩士論文–《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則努力的從學生行動者的視角、學生行動者的處境與面對的限制條件，並比較野百合學運的歷史，嘗試描繪出一個「行動者視角」的學運圖像。
我們非以一個研究者的立場，而是一個行動者的立場；非以一個經驗論或資格論的視角評價他們的行動方案，而是以一個理解學生對於介入社會改革的行動想像與思考為出發點，一同推動改革實現（莊程洋，2016：3）
圖說/莊程洋的論文是也野草莓學運以來大量繁衍的各類學運相關文章中，少見的從學運內部的組織圖像出發的研究。
什麼是「學生運動」？
莊程洋的論文從一個「你不說，我們都在做，你問我，我反而答不出來」的問題開始：什麼是「學生運動」？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臺灣學運研究的「大哉（災？）問」。雖然具有學生身份的人就是學生，但是學生參與、發起的社會運動卻不見得就能歸類為學生運動，例如：「士林文林苑事件」中也有許多具有學生身份的行動者參與，但卻不被認為是學生運動。反映在理論與實踐上，從野百合學運以來，「主體性」問題就一直是臺灣學運內部經常在爭論思索的問題，即使到了2008年野草莓運，「台大意識報」也還針對野草莓運動中的學生主體性展現，在〈學運內外的行動者－學生主體性如何展現與維護？〉文中進行討論。
任何一個個別的學生行動者，都有可能針對各種校園內外的公共議題產生義憤，進而對參與某種議題的運動產生認同。但是莊程洋認為行動者對於某個運動的情感連帶或認同，是透過置身於某種「溝通情境/協商情境」下，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形成的：
具有學生身份的行動者，也是附著在具體的社會制度下，才具有參與運動的條件，也才對學生運動有強烈的認同感（莊程洋，2016：3）
「投入運動」，定義為個人參與某個社會運動組織，或是已然進入一個「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當中。（莊程洋，2016：8）
是故，為了捕捉當代學生行動者投入運動的形貌，莊程洋在其論文中選擇了一個「制度性的視野」來觀察學生運動：
筆者的研究視角，將從關注當代「學生運動團體」的形貌為起點，進而去給予「學生運動」一個當代定義。筆者將從當代學生行動者所參與的組織，探究學生運動社團如何運作，透過何種制度運作，使學生行動者具有何種行動條件，而對「學生運動」產生認同（莊程洋，2016：3）
而學生行動者在產生認同之後，也必須設法在不同的個人之間形成組織，建立組織形式戲碼，而後擬定或建立行動戲碼。當然，學生也可能參與進一個既成的組織或人際網絡，但是仍然會面對到承繼既有或是更改現有的組織形式戲碼的課題，而在一個既定的組織形式戲碼下，每一次的行動，也還是要面對「行動戲碼」的選擇/創造的問題。
雖然從2014「反旺中運動」以來，在學生發出的新聞稿、連署書、對外聲明…等公開文件中，往往會附上一長串的各校學生社團的名稱，但是在分析、探討臺灣學生運動的時候，這些具名於文件中的學生社團，其形成歷史、內部成員組成、行動方式….往往都被忽略。取而代之的要不是個別的學生運動明星的言行，就是將浩大的學生運動視為無數個個別學生的臨時串連、集合。許多的「太陽花學運」研究論文往往將視角關注在運動現場臨時組成的學生社群、志工網路、各種偶發性的社會實踐形式創生….等等，在不斷強調「不要遺忘歷史」，甚或歷史常常成為爭議焦點的的臺灣政治/社運實踐中，學運的參與者卻成了一群沒有歷史、沒有社會關係的原子化個人，同時卻被賦予「創造臺灣新的歷史」的期待，這不啻是一個強烈的諷刺。
但對莊程洋等學運幹部或參與者來說，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資源和限制，一直就是其每日每時的實踐中所面對的處境，但是又不是像許多文章所顯現的國家領導者、國家機器的缺失那樣的巨大結構。學生運動的組織、網絡以及其如何運作，正是每一個深度參與學運實踐的行動者置身的處境。
「如何描繪學運行動者的處境？」成為很多就讀社會人文相關系所，並持續關心學運的學運參與者，在其論文中的重要問題意識。對於這樣一個問題，莊程洋無力也無心去描繪一個從野草莓至太陽花的歷史發展圖像（PS.這個龐大的歷史工作，在半年後由清大社研所學生魏揚完成），他首先重新閱讀了野百合學運的歷史文獻，描繪出當時的學運組織圖像，並和他透過問卷、訪談所得到的當前學運的組織圖像進行比較，完成這篇論文。
【延伸閱讀】【學運斷簡】行動者的歸來—評莊程洋《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二)
圖說/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318學運隔年，舉辦了20周年所慶學術研討會–「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