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MiNe
文 / 管中祥
「保護國片」的議題再度引起關注，野薑花公民協會等團體發起網路連署，要求制定戲院放映國片比例 ，他們認為，「唯有透過制訂電影院廳一年中上映國片的天數，才能保障台灣國片有一定的放映空間，才能促進更多投資人支持國片產製，並讓更多台灣影視人有機會拍台灣的電影，讓我們的孩子們能看到台灣的傳奇與故事，我們不希望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國片永遠缺席！」不過，日前媒體觀察教育基金舉辦的「我要活下去：映演比率能救國片嗎？」座談中，戲院、片商業者對此多所保留。
這其實是個爭議已久的問題，特別是台灣電影屢屢過不了戲院的「關卡」，常讓關心台灣電影產業的人感到焦慮，也會讓導演在拍片之外，費盡心力。
例如，國片《愛琳娜》上映前，導演林靖傑和戲院協商檔期，戲院卻要導演「迴避」，讓好萊塢強片能強勢上檔；終於上了院線，卻得面臨隨時可能下檔的警訊，最後導演只能勤走校園，常跑社區，希望能多拉點觀眾，讓電影可在戲院多活幾天。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已故導演楊德昌的身上。2000年備受關注的電影《一一》，除了曾在交大首映以及小型影展放映，卻不曾台灣戲院商業放映，因為楊德昌抗議片商、院線壟斷的發行體系；而1996年，張作驥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忠仔》一樣面臨好萊塢強勢壓境，好不容易有戲院願意放映，但卻有戲院寧把海報放在倉庫，不願張貼，甚至有觀眾依著場次表去看片，到現場突然發現已經換片上映。
即使現在，國片仍然受戲院的影響。在市場的考量下，許多六都以外的城市經常會遭片商「跳過」，他們認為非都市地區觀影人口較少，擔心賺得太少，或不符成本，自然也就不願播放。然而，這不但無法讓觀眾欣賞好片，也會讓電影失去在不同市場檢驗的機會。許多地方的民眾只能自力救濟，發起連署，號召民眾包場，才有機會看到電影。
戲院往往是觀眾能不能看到院線電影最重要的關卡，但如果上檔前就被看衰，就會先卡關，即使上了通路，票房若無法立即亮眼也可隨時下架。然而，一部作品拍的好不好？會不會賣座？導演有沒有潛力？並不該單純由片商及戲院來決定，他們或許有敏感的嗅覺、精準的分析，不過，畢竟在商言商，獲利往往是選片標準，和電影的好壞與導演的潛能未必有關。但這也透露了電影票房、電影工作者的未來、觀眾選擇，相當程度掌握在戲院/通路的手裡。
許多人以為，台灣電影陷入低潮，是因為電影不好看，是因為過去「新電影」崛起，導演們的作品雖然屢屢得到國外大獎，但過於重視藝術，忽略市場，創作者太過自嗨，忘卻觀眾看電影的目的，沒有觀眾，市場自然萎縮。或許這是台灣電影一度沈寂的原因之一，但別忘了，所謂的「市場」，並不是只有觀眾，還有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破壞」市場的，未必是導演，還可能是政府。
事實上，1983年通過的《電影法》載明了設定國片映演比例、對外國電影徵收國片輔導金等政策，無法是希望強化台灣電影的體質，讓國片有更多面對市場的機會。然而，為了加入ＷＴＯ，台灣政府並未像其它國堅守「文化例外」原則，反對讓教育、電影等文化事業免於國外強勢文化的侵擾，反而在2001年自廢武功，修法刪除保護條文，這也讓台灣電影面臨更大的生存窘境。
或許有人質疑，今年國片賀歲片已在多家戲院上檔，但票房卻不若以往，為什麼不回過頭來檢討國片的品質？如何贏得市場喜好？鼓勵財團投資？其實這些都是重要的事，只是如果再好的獎勵、再厲害的電影，沒有戲院願意放映，或只是考量市場利益，那麼，這些努力會不會又像過去輔導金政策一樣付諸流水？
當然，要戲院業者在道德的壓力下，透過法規保障放映比例，對業者來說也許太過為難。如何設立機制讓戲院業者在文化價值及商業利益雙贏，或者諸如設立國民戲院、建立更多公共放映通道（如：公共媒體），恐怕是文化部要解決這個台灣電影困境必須思考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