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法操司想傳媒
謝姓女子於2013年2月任職於「媽媽嘴咖啡店」時，謀財害命，犯下「八里雙屍案」。歷經一審、二審、更一審，都依強盜殺人等罪判處死刑。
但是，最高法院合議庭認為，高等法院更一審對相關犯罪事證未調查清楚，例如：謝女盜取被害人夫婦存摺和印章的事證，與卷證內資料不同；判決理由矛盾，充滿推測之詞；其次，更一審對謝女殺人計畫中的「盜取被害人張女隨身的身分證和印章」，及「謝女到農會探詢提款和保險箱」等事宜，究竟是否為一行為，還是另行起意，並未釐清。另外，更一審對法醫研究所的毒物化學鑑定報告內容，也未進行調查。最後，謝女是否有矯正或教化可能，也沒調查清楚。
因此，本案在2015年11月27日上午10點，由最高法院宣判，撤銷原判，再度發回高等法院更審。而歷經再次審理後，2017年1月11日，高等法院更二審，改判謝姓女子無期徒刑。
本案耗費相當長的審理時間，除了一審、二審、更一審外，還進行到了更二審。究竟什麼是「更審」呢？
爲了釐清案情，可能曠日費時的「更審」制
我國的司法制度，採取「三級三審制」，理論上，案件在歷經地方地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審理後，就會定讞。不過，實際上，我國存在著「更審」制度，使案件可能歷經非常多次的審理，程序上也會花費更多時間。
「更審」，是對「未確定判決」的上訴救濟程序中，如果上級法院（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認為下級法院的判決有瑕疵，因而廢棄，或者撤銷判決，發回原下級法院，重新審判之程序。但是，若上級法院將原判決廢棄或撤銷後，自行作出判決，則不會再發回更審，但這種情況較為少見。
發回更審的理由，大致上有調查證據不完備、採證違法、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事實認定錯誤與判決適法不當等。以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十、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是最常被作為發回更審的理由。
以殺人案件為例，最常更審的情形，是要調查被告主觀上到底有沒有殺人故意？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未必故意？等問題，客觀上的殺人過程以及證據是否相符、被告供述是否遭到刑求、是否有利於被告的證據尚未調查、或者調查得不夠詳細、以及是否曾提示證物供被告辨認等。
有些民眾可能會好奇：既然謝女殺了兩人是事實，殺人償命，那趕快把她判死刑就好了，為什麼還要查她盜取被害人存摺和印章等事證呢？這些細節很重要嗎？
在本案中，因謝女是謀財害命被判強盜殺人罪，所以，關於她謀財的過程，仍然有必要釐清。而且，她是否有教化的可能，也牽涉到她的犯後態度，法院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的相關事證，都應該調查清楚，以求「發現真實」。
曠日費時追求「發現真實」是否值得？
由於刑事訴訟法對於更審的次數沒有明文限制，所以，實際上，有許多案件，可能會一再更審。
在台灣，更審最久的案件，是1959年，北市武漢大旅社經理姚嘉薦命案。被告黃學文，直到2006年高院更九審，以追訴時效已過判免訴才結案，離案發47年。而更審次數最高者，是1974年的「華定國弒母案」，全案審理15年，歷經更18審，判過十個死刑，七個無罪，最後以無期徒刑定讞。
審理時間如此漫長，到底會花費多少司法資源呢？我國一般案件或重大案件的審判庭，由三位法官合議審判；高等法院的案件，是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而最高法院的合議庭，由五位法官組成。
以「華定國弒母案」來說，參與審理的法官，包括地方法院三人、高等法院五十七人、最高法院九十五人，總計參與審判的法官高達一百五十五位，尚不計書記官、法警、錄事、通譯等。而算上更審所耗費的時間，不僅對於被告和被害人（或其家屬）是身心上的煎熬，也耗費許多司法資源和社會成本。
法律並非不問任何代價追求「發現真實」，而是要在「發現真實」和「促進訴訟」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如「追訴期」的規定，就是為了要尋求平衡而存在。
在近期內，可以見到劉邦友和彭婉如這兩大案件的追訴期都到了，即使國家很想把兇手繩之以法，但考量社會成本，難以無止盡地繼續投入資源追查。那麼，對照實務上，將案件一再發回更審的作法，為了釐清「真相」，纏訟幾十年，是否真有這樣的必要呢？
且，從憲法上來說，人民有「受迅速審判的權利」，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規定，被告有立即受審的權利，不得無故稽延。速審權是普世人權，我國既已於2009年批准此公約，則應落實此人權的保障。
而爲了改善「更審」可能無限反覆更審的缺失，我國2010年5月19日制訂了《刑事妥速審判法》，其中第8條規定：「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
但，從條文看來，只有部分的無罪判決案件才受到刑事妥速審判法的限制，若是有罪判決的案件，目前尚無明文限制，仍可能一再更審。因此，也尚待再進一步立法，以改善案件發回更審次數過多的弊病，促進更有效率的刑事司法。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潘怡宏（2012），〈論最高法院反覆發回更審實務之違憲問題〉，《臺灣法學雜誌》第207期，頁74-75。
陳運財、邱仁楹（2005），〈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原因之檢討〉，《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22期，頁17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