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太陽花學運發生前，臺灣各校學運有非常蓬勃的發展。
文/解影
野百合與太陽花的比較
關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和2014年太陽花學運兩者間的比較，有很多文章都已討論過，從『組織圖像』的角度，莊程洋在論文中指出太陽花學運與八〇年代學運的的差異：
第一點，相較於八０年代學運，太陽花世代的學生行動者並不會，或者較少會因為集會結社，就直接遭受到校方的取締與懲戒，其行動的風險程度相對較低。
第二點，相較於八０年代學運，太陽花世代的學生行動者除了可以在實體空間透過參與運動、參加研討會….等活動進行交流以外，網際網路、社群網路等虛擬空間的出現，也促進了學生行動者間交流的機會。
圖說/跨校性學運團體如何運作，一直是從野百合迄今的臺灣學運團體的挑戰，圖為80年代最早的跨校學運組織-大革會的「反歧視宣言」。
但即使有這些變化，這個時代的學運仍面臨一些跟八〇年代相同的處境：
第一，學運社團仍是主要的組織行動戲碼：雖然現在學運社團、學運團體的定義更模糊，如前所述更像是「去制度化」的「社群」，但即使如此，就算是相「一人組織」，對外也還是以「學運社團」的名稱/形式在運作。
第二、雖然有了虛擬空間，並是未解決從野百合學運以來，學運團體草根經營能力不足的問題。如同前面的量化調查結果顯示，即使在太陽花學運發聲後，臺灣各校的學運社團/團體還是非常稀少，大部分社團幾乎也都是校內唯一的學運團體或異議性社團，同時社團的幹部和人數也都很稀少。社群網路雖然使得訊息更容易往外擴散，並更容易跟更多人連結，但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問題也是一直存在。
圖說/即使有了新型態的網路工具，今日的學運行動者仍面對跟野百合時代類似的處境。圖為前中興法商的「法商青年社」的活動宣傳。（資料來源/趙唯善，翻拍/作者）
面對草根經營困難、幹部社員人數少的問題，當代學生行動者往往以更靈活的重編組織形式的劇碼、調整自身動員結構的方式來因應，但多重的組織身份、邊界不明顯的社群網絡…等等實踐形式，也使得當前的學運實踐相較於野百合時代，更難找到具普遍性的組織形式戲碼。
但也因為如此，「行動者視角」對於觀察當前的學運變得更加重要：
筆者認為，當代台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實則是行動者面對理想的目標，邀集網絡當中不同的行動者，形成「社群」，並考量動員結構，且利用不同的動員資源，編寫組織形式的劇碼，與其他行動者一同合作達成理想目標。（莊程洋，2016：103）
以這個視角觀察學運組織，就需把「組織」當作個人行動者間的網絡連結來看待。也因此人數多寡和組織動員能力的強弱，並沒有必然關係，因為：
「一人組織」的存在，也並不一定反映了行動者身處於貧瘠動員結構中，而可能是行動者擁有的「動員資源」，並不認為重編組織形式的劇碼以擴大組織人數，是必要的做法（莊程洋，2016：101）。
但是，這個現象也再次印證了臺灣學運仍處於鄧丕雲所說的：「八零年代學運只是小團體的運動，學運份子熟悉的小團體的運作，而不是群眾運動」，在今天依然如是。當代學生行動者所呈現出的組織面貌，與八零年代相較，除了政治社會環境的開放與網際網路的使用外，並無多大的改變，依然面對與群眾脫節的困境，仍然在組織經營上面臨倒社的隱憂。而台灣學生運動此種處境，離八零年代的學生行動者所期待的：「學運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延伸閱讀】
【學運斷簡】行動者的歸來—評莊程洋《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一)
【學運斷簡】行動者的歸來—評莊程洋《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