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團法人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
這幾天王景玉案，媒體報導因他持有精神疾病診斷，依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身權公約）」，不得判處死刑，引起大眾爭議，對精神疾病的汙名言論也又再度掀起。
一、精神疾病等於會殺人？
患有精神疾病的行為人，就如同所有行為人一樣，傷人行為的發生無法單一歸因至個人。王景玉案中受到誤解、汙名最深的思覺失調症（舊名為精神分裂症），並不會導致殺人。
根據國外資料顯示，精神障礙者現實感喪失的狀況下，造成病患自殺或自傷的比例甚高，為一般人口自傷、自殺的100倍以上，然而，涉及傷人或殺人的比例則極低，為一般人口的1/30以下！精神障礙者最危險暴力的發生率，只有萬分之五，遠低於一般人一生中發生言語暴力或肢體衝突的機率。即使精神病患有暴力行為發生，該行為也不一定單純由精神病引起，往往合併其他風險因素。
一個人之所以會變成殺人犯，成因很複雜，就算有精神疾病的診斷或證明，也不能當成傷人的單一歸因。一直以來，貧富差距、歧視與汙名、社會孤立……都是問題。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受到長期壓迫、孤立的情況下，產生衝動攻擊的狀況，當我們看到傷人案件，要探究的不應是「這個人是患了什麼精神疾病？」，而應該是「這個人是怎麼長成今天這樣的？」、「他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裡？」並從生活、社區的理解與支持為起點，開始預防遺憾事件。
二、社區支持的急迫性
現行支持服務（如：同儕支持、家屬支持與社區支持）仰賴民間團體運作，長期下來政府忽略已身責任。同時，政府長期不願意挹注資源外，也將病患所造成的衝擊歸因至疾病與個人，忽略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最後直接丟至醫院作為最終處理方式。顯然，在進醫院之前，少了一個環節 – 支持服務。
當然，支持服務應呈現多元化樣態，以服務貼近使用者，讓服務為人所用。然而服務不能單單僅靠醫療主導，避免走回偏重醫療老路。
三、去污名的重要性
網路上，有網友說兩公約與身權公約，讓精神疾患免除死刑，是「鼓勵殺人犯動手前先去精神科掛號拿證明」，這樣的言論頗有疑慮。
首先，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並非掛號或就診即能取得，需高頻率、穩定就診，並經過層層評估與審核。持有手冊，亦不代表沒有任何行為能力，僅是為被社會高度邊緣化、排除者的精神疾病患者，挹注其不易取得的資源，以在社會生存。
現今的手冊（證明）因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不理解，導致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仍存在諸多標籤與汙名，不少精神疾病患者並不願意取得手冊。精神疾病患者各項權益易受損，如：就業面，工作難以尋找，即便擁有相關技能，亦害怕職場上遭受就業歧視與霸凌；就醫面，需負擔高額醫藥費，或因恐懼異樣眼光不願就醫；就學面，害怕同儕排擠，寧願隱藏身份，而不易在需要時獲得協助。汙名常常也讓手冊（證明）變相成為另一種標籤，反損害精神疾病患者的各項權益。這類言論，有加重汙名的疑慮。
嚴重精神疾患者不見得會做出犯罪行為，若有，我們的社會可以如何在行為發生前給予支持？才是重點。切勿發生憾事後開始汙名、指責，甚至集體獵殺。此案與精神疾病相關之輿論，再再顯示了社區支持與去污名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