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廖福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主任）
18 日發生精障者家庭的人倫悲劇，此新聞出來至今的資訊顯示，這個家庭是長期在孤軍奮戰的，父母的離世更加重哥哥照顧上面的重擔。我們這時候該思考的是我們的社會資源為什麼沒有進到這個家庭去幫助他們呢？
問題背後反映出，整個台灣社會在精障者的社區支持服務不足，以及提供到宅家庭訪視工作者的數量也遠遠不足。以首善之都台北市為例，領有精神疾病重大傷病卡約有18,327人，領有精神障礙手冊約有1.5萬人，可是我們的社區支持服務只能提供5,400的服務能量，這也就是說每10個人有7個人使用不到社區支持服務的資源，有7個人被漏接了，十個家庭有7個家庭獨自承擔照顧的責任，苦無社區資源的奧援。
再據衛生福利部104年統計資料指出，全台有超過248萬人至精神科就診，但有接受政府追蹤服務之社區照顧精神病人僅有14萬人，其中每年被追蹤之精神病人只有1.5次面訪機會。而在家屬被要求負起這麼大的責任及協助精神病患生活重建的同時，2016年台灣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中，卻沒有一項是完整地協助家屬面對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因此發生這樣的人倫悲劇令人難過，但這不是意外，而是政府長期忽視精神病人社區及照顧者支持失能的結果。
針對此案筆者以精神社區工作十年的經驗，呼求政府從四個方面落實辦理：
首先，是補足補滿到宅式的訪視服務，並且不單以就醫治療為服務標的，且要將工作指標社區生活支持及生涯發展的面向，像是人際網絡、社會參與、生活意義、就業獨立為目標，把人從家裡帶到社區以減少照顧者的重擔。但當我們把人從家裡帶往社區，也代表著社區要有更多的服務能量承接住精神病人，要增加社區支持服務的據點及團體。
接著，社區服務及照顧者支持資訊的可近性；從醫院門診及住院的初始，精神病人及照顧者就可取得像是社區資源包的資訊，讓他們在初始就擁有主動權去找到他們需要的社區服務。
其三，在精神病家人有情緒危機的同時，是否有一個能讓照顧者或當事者得以喘息的空間，也許精神病家人的狀況未達需強制就醫的程度，但如果此喘息、過渡空間，對家人來說就是減輕照顧壓力，另外也必須提供照顧者精神衛生的教育，及照顧同儕支持團體，像是教他們如何跟家人溝通、還有照顧同時也要善待自己等觀念。
最後，精神障礙者的照顧支持是要長期陪伴的；然而，依目前長照2.0的規劃是將身心障礙者納入，但從各式長照需求評估量表來看，如同排除了精神障礙者，也間接排除照顧者及其家庭，因此建議政府通盤研究精神障礙者家庭的需求，把他們納入長照系統中。
做為一個在精神社區服務十年的社會工作者，加上在伊甸基金會成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一年多的經驗，我認為這樣子的人倫悲劇是有機會可以被阻止的，只是政府能否願意正視此一問題，拿出預算與執行力，改變以往重醫療、輕社區的心態並且打破衛政、社政的藩離，一齊為我們眼前受苦的人們做出改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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