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ryanne lai
文/左仁（社會主義行動）、內文圖片/作者隨文附上
六四屠殺廿八週年之際，悼念之餘，不得不還原歷史，汲取八九革命的教訓。今天習近平，中共知道政權的深遠問題難以解決，日夜擔憂全國動盪將會來臨。當另一場天安門運動的爆發之時，究竟需要什麼才能徹底改變現時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結束中國的貪污腐敗、工人受剝削、農民被迫遷、環境破壞的困局？
請願還是革命？
在八九年的四月，率先發起運動的學生展示了決心和勇氣，奮力抵抗軍警鎮壓，且在勞動大眾尚未覺醒時扮演啟蒙的角色。不同社會階層都迅速投入運動之中，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北京以至外省的市民，很快就蓋過了學生的力量。在學生之中也有不同派別，最保守的體制內改革派通常都是菁英學生，但下層學生則在尋求中共統治之外的選擇。
大部分學生領袖都寄望中共開明派會擔當領導，為中國落實民主。由於胡耀邦寬鬆處理八六年學運而被黨內強硬派趕下台，令很多學生將民主改革的希望投射在他及副總理趙紫陽身上。但事實上，胡耀邦曾經在文革告吹後主力給代表國有企業官僚的老幹部平反，當中包括不少保守派的中共老人。而且胡、趙二人推祟的市場經濟改革與鄧小平是一致的，正正是市場化為八九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貪污腐敗、物價飛漲、公共服務受盡破壞。據趙紫陽回憶錄中說，自1987年他擔任總書記後，鄧小平一直沒有同意黨內保守派對他的攻擊，可見鄧小平基本上不反對趙的經濟主張。只有在面對政治民主時鄧小平決心要除下趙紫陽。
在4月22日中共悼念胡耀邦逝世時，三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東門下跪，頭頂請願書，要求李鵬接見，正好體現了學生的請願心態。不少學生領袖明確反對打倒共產黨。他們未認識到中共作為一個獨裁政體是只能推翻、而不能改良的。遲至5月18日即中共戒嚴的前兩天，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發表的七點要求中，亦只是希望中共會改選領導層而已。
這種思想令學生在擴大運動戰線的問題上猶豫不決。部分學生領袖認為只有保持學運的「純粹」，不讓底層群眾和工人階級加入，才可以確保運動不會過於激進以及失去控制。他們認為只要保持運動在一小撮知識分子之內，就會使中共放心與他們談判，故遲遲不敢到工廠或下鄉策動群眾。在革命的形勢裡一星期的時間好比和平時期的幾年，這種猶豫在七週後使群眾付出了血的代價。
A combination of pictures shows (top) a file picture taken on May 18, 1989 showing Chinese workers filling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ir hunger strike and (bottom) visitors walking past the same spot 25 years after on May 29, 2014 in Beijing. China’s vast censorship machine does its utmost to wipe the slightest reference to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from books,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scrubbing the issue from public discussion and even from the minds of its younger generation. CHINA OUT AFP PHOTO / CATHERINE HENRIETTE / FILES
工人自治聯合會
工人階級並沒有等待學生的號召才加入運動。4月17日十多名工人發起「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籌備小組。工自聯內部的政治立場可謂百花齊放，有部分工人視徹底落實市場化改革作為中國經濟困局的良方，但也有一部分具含糊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聯會其中一點的宗旨正好反映著這點：「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保證工人真正做企業的主人，在其他企業、事業中通過與企業主談判或採取其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的權益。 」
4月19日晚上新華門外發生警察打學生事件後，工人覺得需要立即成立工人組織保護學生。除了出於同情學生，工人也對學生呼喊的「反官倒」、「反貪污」、「反特權」口號有所共鳴，並且要求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工人對於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不滿，因為它只是受黨操控的工具，在5月全國各省的官方工會總部外都有示威。
工人階級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基礎，與學生運動之間有顯著的不同。工人階級不但具有經濟力量和凝聚力去挑戰統治權力，而且通過他們每天在生產據點的集體生活模式，獲得了組織新社會的目光。學生與中產階級很多時率先投入鬥爭之中，能夠發揮進步作用，但單靠他們不能提供改變社會的綱領和領導力量。如果具有完備的組織和覺悟，工人運動會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意味著由生產者（工人和貧農）組成政府、充公鉅富土豪的財產、對經濟進行民主控制。這與毛澤東/史達林主義差天共地，他們的獨裁制對工人控制經濟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實踐起來卻是由特權官僚支配經濟。
政府提供的現金獎勵給北京工廠的工人，要求他們遠離廣場，但也是不得要領。然而，當時工人階級並未認知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學生也未有將運動領導權交給工人，對工人組織具有戒心。學生指揮部沒有讓工自聯進入天安門廣場設立大本營，工自聯只好在廣場東北面的西觀禮台設立指揮部。當外省的工農開始湧入天安門時，甚至出現過學生組成圍牆阻止人群進入的畫面。工自聯既然沒有爭奪運動的領導權，當然也沒有要求將工人利益的訴求明確納入運動綱領之內了。
4月20日，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貼出告書，支持大學生的正義鬥爭，呼籲警察「站到人民一邊來」，並提出「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的要求。這些訴求絕對正確的，然而若要警察和軍隊站到人民一邊，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自衛委員會，將底層警員和士兵吸收到群眾組織的一方。只有強大而堅決的獨立組織才能分裂國家機器。當工自聯在實際鬥爭中提出如此訴求時，其政治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範圍之外，故此決不能單靠它自己的宗旨之一「監督中國共產黨」就能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的實際需要已經超越了工自聯的綱領了。
5月13日，學生宣佈絕食，但實際上北京學生的參與度正在降低，絕食可說是困境中挽救運動的方法。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疲倦，加上因為策略和政治分歧，高自聯不斷改換領導人。剛好運動開始感染到外省群眾，外地學生接管了運動的主導權，還有外省工人和市民，挽救了陷入低潮的運動。天安門又再開始人頭湧湧了。
為時已晚的總罷工
工人在行動上是堅決無比的。學生絕食期間，首都鋼鐵廠工人曾揚言：若有一個學生死去，他們將關掉一台煉鋼熔爐。李鵬在5月14日到擁有二十多萬工人的首鋼工廠，安撫工人。因為鋼鐵生產若果停頓，除了影響經濟更可能影響軍備生產，使中共極為擔憂。在5月17日，工人打著獨立的單位旗幟，加入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參加這次示威的包括了首鋼、燕山石化、首都醫院，西單商場、北京總工會、第一機床廠，管樂器廠，中國重型機器廠以及軍工企業的普通工人、人民銀行、北京電力公司、鐵道部和其他工廠。在這一階段，工人已開始提出總罷工，但遭到部分學生領袖反對。無疑這是致命的錯誤。
到了5月19日，工自聯才正式宣佈成立，除了呼籲工人罷工，也將指揮部搬進天安門廣場。正是這舉動驚動了中共政權，因為當工人階級正式介入運動時，將完全改變運動的性質，令運動可以威脅政權的存亡。因此中共下定決心全面鎮壓。在20日宣佈戒嚴令，禁止一切遊行、集會和罷工。各地大學生此時才開始動員到工廠區鼓動工人罷工，首鋼、武鋼是學生尋求支持的重點。如果學生從運動一開始就進行這項行動，並支持總罷工的主張，將會對中共統治構成嚴重威脅，令中共知道鎮壓要付出統治代價，並且使運動有時間再次升級。
6月4日悲劇上演了，由工自聯組成的「工人糾察隊」、「工人敢死隊」負責堵住軍車進城，成為最為敢於犧牲的無名主角。而中共屠城最激烈的地區就是廣場北面，即工自聯的總部所在點。
對中港民運的教訓
任何群眾運動的內部都充滿著不同的政治觀點，當中必然有共同點、也有矛盾。天安門運動也不例外，有不少學生與民眾手捧毛澤東像，意味著他們對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相對平等的懷念；而在天安門，群眾唱得最多的是國際歌。然而，泛民主派刻意強調這場是純粹的學運，淡化底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角色，將抗議者的訴求簡化為經濟市場化和西方民主的運動。就如他們將雨傘運動定性為學生佔主導的運動一樣，即使七十九天主要的佔領者都是底層工人和無業者。
由於欠缺強有力的工會組織和工人階級政黨，勞動者在傘運中沒有發揮應有的政治作用。未來中國的群眾運動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工人政黨領導，才能擊倒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行動在中港兩地致力為此目標奮鬥。
廿八年後的今天，香港悼念六四的人數仍是民憤的指標。在獨裁的全國中有一個城市的民眾表明不會忘記暴政，對中共來說無疑是一根刺。可惜的是，多個大學學生會如過去兩年般拒絕舉行六四相關活動，表明這件事「與香港無關」。今天香港即使要發起一場獨立革命，也不可能安然逃過中共的鎮壓。如果沒有中國內地的群眾支持，一城的力量根本只會被圍困和孤立。面對這一質疑時，本土派青年只能空洞無力的回應「年輕人就是要有激情、要講理想！」，卻完全沒有實際的戰略應對問題，比起泛民主派的「和平大愛」更為嬌情。近期本土派的青年新政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自絕與廣大中國群眾的支持之外，正中了中共下懷，任由統治者分化兩地群眾的鬥爭。結果他們被踢出議會之外、被逮捕、被檢控、徹底分裂，面對實戰時根本不堪一擊。
八九運動正是激起了香港本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在短暫的階段甚至令香港進入準革命的狀態。港英政府由一開始採取懷柔策略應對運動，因為當局認為可以利用運動向中國施壓，讓英國在中英主權移交前的談判獲得優勢。但到了運動發展至一定規模後，英方開始感受到運動會威脅當局，於是力圖平息事件，以至在運動結束後的同年九月，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和瓦解社運組織。
支聯會領導人司徒華充當了叛賣運動的角色。為了掌握運動的支配權，他阻止「過於激進」的政治力量民主參與在運動其中。在六四鎮壓後，司徒華與港英政府密談，剎停了大規模罷工、罷課、罷市，維護了港英的統治，更挽救了當時命懸一線的中共政權。這緣自於他們希望與港英政府和好，將香港主權移交的命運交給英方主宰，好讓它為港人謀福祉。直至今天，泛民面對中共都抱著這種思維，以至他們往往充當民主運動的剎車掣。
今天，泛民主派純粹將悼念集會儀式化，沒有與今天的鬥爭連繫起來，令青年對八九六四事件失去興趣。社會主義行動竭力在六四晚會將活動政治化，汲取當年運動的教訓，宣傳我們在中國內地今天的鬥爭工作。唯有將中港民主運動聯合起來，由廣大工人階級來領導這場鬥爭，並且明確以推翻中共和資本主義為目標，革命的鬥爭才能成功。歷史由勝利者寫的，當工人階級革命成功、中共倒之後，六四才能有真正的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