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香港獨立媒體。香港大學學生舉辦六四紀念活動
文 / 陳景輝
八九之後，這城市每年就多了一個讓公眾哀悼的祭典──維園燭光晚會。一年復一年，持續了二十八年。無疑，一個有底氣的城市不止要跟居住在這地方裏活生生的人保持連繫，她還得跟象徵這個城市重要信念但卻只能居住在記憶和歷史中的逝者定期打交道。
如果問，有何死者能讓我城每年以同等規模和思念保持記憶中的連繫，我想，除八九學運之外暫時未有其他答案。像所有傳統一樣，這個有二十八年的紀念傳統也正在受到質疑。在新一代後來者跟往事日漸拉大了的時間距離中，維園內為誰紀念、為何紀念，以至為何要以如此方式紀念，都不再如八九一代香港人般心照不宣。
但當事情告別心照不宣的第一階段，或許恰是反思的適當時機，讓我們就更有需要說清楚，到底這一持續了二十八年的紀念傳統所為何事？為何香港人在二十八年前為這個城市多加了這個公眾祭典，為來自北方的逝者提供一條期待自己可以記住一輩子的記憶通道？或許弄清以上的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明白六四從來不僅是一樁鄰國慘劇，而是深繫於我城的哀傷記憶；而在面對聲聲自命本土的喧囂噪音中，這也將有助於引領這段記憶走向未來。畢竟，遺忘這一哀傷，等於忘記了什麼是香港。
主體為何悼念
二十八年來，香港人都在悼念。香港自有她的故事、情感與執著。只有重拾那曾被煥發出巨大希望與投入的八九香港記憶，我們才能弄懂香港社會紀念六四時所蘊藏的深刻哀痛，因為這從來不僅是他人的過去，同時也是香港人自己的過去。事實是，伴隨天安門學運被坦克粉碎的包括那曾在跑馬地馬場展現過的香港人願望。
一篇在屠城之後發表的專欄文字，準確地點出八九六四之於香港何以跟其他時空發生的慘劇並不一樣，因為那些臉未曾見過，讓我引述如下：「最不忍回顧北京屠城之前的畫面，那一張張年青的臉、笑着的、唱着的、喊着口號的、悲憤的……都令人掀起哀傷，不知道他們現在是生是死，已死的或者還是一個解脫，生着的，更是生不如死。那雙剛結婚小夫妻的命運不知如何了？地上那本英語指南的主人又不知怎樣……有人安慰阿寧（作者），說文革之時所死的人更多，希特拉殺猶太人的數字更大……凄然答道：因為那些臉未曾見過呀。心房不止一次抽搐！」（梁玳寧，1989-06-19，《明報》）
本文作者陳景輝於香港導覽六四紀念活動。圖/香港獨立媒體。
由此可見，六四的哀痛不僅是來自遠方的抽象死亡，更是香港人在那一年自四月以來親切地見證着、感知到的一張張年輕臉龐，以及由此引發那被遺忘已久的民主熱情和盼望。我想，若返回八九香港的時空，作者所說「那些臉未曾見過呀」，此中所謂見過的意思，不止是視覺之所見，更是一種來自這些臉容的深刻呼召和感動，這實質亦是這個向來政治冷感的城市的一次自我靈魂重生。可以想見，伴隨屠城一刻而來的受傷挫折，是如此這般的一個曾經忘我支援，並嘗試變得不一樣的八九香港。因此，無論是那些所謂六四純粹是中國事，所以毋須悼念，抑或以世界公民角度出發來悼念也好，凡此都將遺忘掉香港這重要的一頁。
哀思的形式
一座城市該如何跟她珍視的逝者打交道呢？這是六四後首要的課題。
一位專欄作家寫出了十分深情的文章講述自己的悼念方式，他在六四百日祭當天於家中點上了白蠟燭，於凌晨零時零分關了全屋所有燈，文章題為祭：「今晚，天清氣朗，遠在天際的你們，是否看到了小小的燭光？如果，你們受到燭光接引，那麼，就請到我們家來吧。渴了嗎？雪櫃裏有啤酒、汽水；餓了嗎？桌上有月餅蛋糕；不渴不餓的話，也吃點水果吧，哈蜜瓜、龍眼和蘋果，我特意先嚐嚐，很甜的哪。我怎麼先淚流滿面了呢！主人在客人面前流淚，多難為情呀。近來，我每聽到一口悅耳的京片子，就不爭氣地流淚。請原諒，陋室實在太小了，香港就是這個樣子的呵。你們擠一擠吧，真難為了。累了，可以先去洗洗熱水澡，然後坐下來啃瓜子，或者，乾脆睡睡覺。不要見外，不要客氣，香港人當你們是同胞手足，我們的家就是你們的家。」（李悅，1989.09.16，《明報》）
這是作者自己的心祭。深情哀傷。不少港人可能抗拒群眾集會，但又不願忘卻，於是寧可像作者般選擇在家點燃一支白蠟燭，以不受他人干擾的方式，在心內跟逝者連繫。
另一方面，維園的哀悼晚會則是相對公共的，且她本質上跟八九年四月以來振臂一呼的支援運動有所區別，至少它的底色是寄託哀思，而非志氣昂揚朝向不可知未來那種。它開宗明義是悼念亡者，走進維園就是紀念那個無可挽回的悲痛時刻。與此同時，公開證明香港人並沒有忘卻。
公共祭典常常有其重大意義，因那往往是共同體信念及認同的所繫之處。二十八年前，一篇題為「公眾的祭司」的文章中，作者在探討六四百日祭晚會的意義時如此說道：「宗教學者伊利亞特指出，人類社會往往將某些特別的時間，特別的空間分別出來，賦予其神聖意義……伊利亞特認為，生活中有聖、俗之分，是人類社會追求過有意義、有秩序的集體生活的標記。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祭祀的儀式不單是為紀念先人，送他們平安上路；更重要的作用，是加強羣體的連結，強化個人的認同。所以，維園幾萬羣眾集會，舉行公開悼念儀式，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其效用與每個人在家中熄了燈，燃點蠟燭默哀有所不同。」（郭佩蘭，1989-09-21，《明報》）
如此這般，二十八年來，六四晚會就成了香港人認同自由民主的集體標記。這個香港人的六四祭同樣劃分出特別的時間和空間，悼念者進入維園就暫且放下俗務，跟逝者相連。晚會是公共而非私人的，這表明紀念是共同的行動與責任，它得在公共世界中進行。最後一點尤為重要，六四祭典賦予那個無可挽回的悲痛時刻以超越的意義，讓哀思成為我城民主記憶的神聖泉源。
當然，六四燭光晚會也有不少改善餘地，特別在這個內外交煎的時代。再者，作為一項如此重要的共同祭典，它必得承載及回應來自公共世界的多元想法及期望。怎樣以更深刻和豐富的方式表達哀傷思念？如何讓這段記憶更能使我城重返初衷、啟迪未來？以至當新一代不再心照不宣的後來者來臨至你我面前，如何才能說清楚堅守這段記憶到底所為何事？凡此種種，既是支聯會需要努力自我改進及回答疑惑，但也是我城這個六四記憶共同體不分世代的共同責任。
為何銘記死亡？
最後必須談談悼念死亡的更普遍的意義。
讓我們再次回想思想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話：「人類所能給他人最昂貴、偉大的禮物，就是獻出一己生命，為他人而死是終極道德倫理行為。」
昂貴，是因相較於死亡，其他的犧牲都頓時顯得輕了一點。這不再是我們常常所說的，為了民主我們每個公民都得犧牲一點私人時間、減少些娛樂或賺少些錢那種程度，而是將一項共同理想置於一己生命之上。不消說，這禮物，是沉重的。
所謂禮物，就是不計算成敗及回報，純粹為他人、世界以及共同理想所作出的大大小小的犧牲，而從微小的付出到捨己為人，都是主體在宣告對他者、世界以及共同理想負有責任。這是倫理。
尚有是見證。當邪惡的統治者以牢獄及坦克等暴力，不遺餘力地摧毀道德共同體的信念、自由及尊嚴之時，那捨己的行動就是信念本身的見證，即哪怕失去自由以及死亡，有些理想無論如何就是不會動搖。
香港人，就是以上這場苦難及希望的道德見證人。八九學運所展示出的精神氣魄，仍然是永誌難忘。他們以行動說明生命不一定是自求多福的本位事業，甚至將全體人民的自由和尊嚴，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那年夏天，致使身在遠方的我城重拾行動的力量。所謂覺醒，大概就是從這一政治冷感兼自我保存的封閉自溺中解放出來。面對當下時代的黑暗，不少人卻寧可選擇當個順民，只為自己而活，這段記憶難道不發人深省？
今時今日，當邪惡的獨裁看似無法逆轉和遏止時，我們作為見證者也不會輕易喪失信念，因我們能從記憶的證言中保有一絲希望：邪惡不能叫一切屈從，哪怕失去自由以及生命，有些東西無論如何就是不會動搖。這是八九記憶給一切被壓迫者最昂貴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