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度第三季召開基本工資審議的法定會期即將來臨，台灣勞工陣線今（12）日上午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行「最低工資立法的困局與突破」座談會，邀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文化大學勞動關係學系副教授李健鴻等學者與中正大學學生會學生權益部副部長陳冠霖、工時薪資透明化運動創辦人陳韋銘、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等人參與座談，呼籲民進黨政府儘速制定蔡英文選前六大勞工政見之一的「最低工資法」，以保障勞工工作與生活的基本權益。
「最低工資」法制化 林佳和籲：參考各國經驗
今日座談會總共分為兩部分，首先由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開場指出，根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政府須於每年的第三季召開委員會來審議基本工資調整事宜，而《勞基法》第二十一條中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薪資』」孫友聯表示，自1984年台灣實施《勞基法》以來，對於「基本薪資」的計算方式一直沒有明確定義，至2008年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簽署兩公約，依據兩公約保障人民合理生存水平的精神，在地勞團開始依循不同的標準與公式計算出基本薪資的數額，但也往往各有出入，因此孫友聯認為「最低基本工資」應走向法制化，訂定「最低工資法」，以穩定的參數及計算方式來作為未來進行最低工資調整的參考依據。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指出，由於全球化下勞動市場變遷、低薪部門激增、非典型勞動蔓延，且工會扮演工資協約的保護功能逐漸衰微，以及勞動力的跨境移動等因素，使得世界各國陸續完成國內有關最低工資保障的立法。林佳和提到，德國對於最低工資的法規中明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組織、程序與權限；而英國則按照不同產業的實際狀況定期討論「最低工資」中所採計的項目；且部分國家對於不遵守勞動法規的雇主也訂有明確罰則，像是在法國若雇主拒絕接受勞動檢查屬於刑事犯罪，勞檢單位可以進一步處理及提起告訴，每查獲一個勞工低於最低工資就要罰1500歐元以下之罰鍰等等。
除此之外，林佳和進一步說明各國在訂定最低工資法規時產生的不同模式，包含：
1.以一項特殊公式，加上（專家）委員會的審議與中央主管機關法規命令
2.無公式，但以參考指標（拘束性或非拘束性）加上（專家）委員會審議與中央主管機關法規命令
3.以模式二為核心，另外加上勞資雙方委員會的諮詢、討論
4.以上三種模式中不同要素排列組合再加上其他條件，例如國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等
他也提醒，因計算最低工資的公式設計上可能會面臨許多問題，所以目前極少國家採取此作法，大多以一些拘束性或非拘束性的參考指標作為調整依據，根據各國對於「最低工資」的立法，林佳和建議，台灣應參考各國經驗制定「最低工資法」，並確立行政權之執行監督、司法權之適用裁判標準等原則。
月薪低於兩萬七 你已是「低薪勞工」？
文化大學勞動關係學系副教授李健鴻說明，1970年國際勞工組織（ILO）第131號《最低工資訂定公約》中保障「低薪勞工」的最低生活標準，但台灣至今卻仍未有「低薪勞工標準」，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薪資低於每個國家「薪資中位數三分之二」便屬於低薪勞工，而台灣去年的每月薪資中位數為四萬多元，則薪資若低於每月兩萬六至兩萬七千元即成為OECD所定義的低薪勞工，但目前台灣的基本月薪卻僅兩萬一千零九元，李健鴻認為這表示台灣現行的基本工資標準遠低於一個國家低薪勞工的生活所需，「完全脫離勞動市場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失靈的制度，基本上沒有實質保障低薪勞工的作用。」
李健鴻建議，政府訂定最低工資法可參考韓國的做法，設立研究小組與協商小組，每年四到六月底召開小組會議進行密集討論，再由協商小組向社會各界收集意見、尋求較大共識後將報告提報至委員會，而委員會成員的組成中，除了勞、資、政府三方之外，專家學者則可用額外的名額，以公益代表的身份參與，提供專業意見，以減少學者受政府施壓等可能影響專業判斷的因素。李健鴻認為，在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下組成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通常缺乏完善的研究和協商機制，因此往往變成在委員會上勞資雙方針對薪資調整互相喊價，難以顯示實際的薪資調整需求。
擔任勞動部基本工資委員會審議委員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爵安表示，台灣歷年來基本工資的調整受經濟層面影響很大，忽略最初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所需的精神和原則，若真要照顧勞工的最低生活，不管經濟好壞都必須適度調整，否則會產生許多問題。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則補充，最低工資是（蔡英文選前）六大勞工政見之一，同時也是解決低薪問題的關鍵政策，不應迴避。他認為，「工資是一個政治的決定」，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政府選擇了一個低薪的政治決定，造成整體的經濟生活的衝擊，而這樣的政經結構導致台灣人才外流等問題，最低工資的立法應立即進行且至少於2018開始實施。
工時、薪資透明度不足 學生、勞團籲：落實勞檢與最低工資法
中正大學學生會學生權益部副部長陳冠霖分享近期公佈的中正大學周邊打工薪資地圖，他表示，中正大學附近連鎖店較少，大多是路邊攤、簡餐店或小吃店，學生會當初看見東華大學志學街薪資地圖因而決定著手進行調查，希望藉此提供學生打工族檢舉管道，並由學生會方面聯繫政府相關單位進行勞動檢查、推動店家合法認證制度。而他也提到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包括樣本蒐集、資料查證等問題，陳冠霖指出，有些店家在薪資地圖公布後有進行改善，但在大學周遭的工讀條件其實普遍還是不太好，幾乎沒有勞檢、同學也沒有工會，沒有手段對抗不良店家。
「為何雇主可以看到我們的資訊，我們卻看不到雇主的東西？」工時薪資透明化運動創辦人陳韋銘提到自己在網路上尋找研發替代役工作時，發現台灣的薪資狀況其實非常不透明，因此和朋友一起架設了「工時薪資透明化運動」網站，讓勞工以匿名的方式將各家企業的工作待遇公布於網頁上，起初蒐集到一千多筆資訊，到現在已超過五千筆。這個網站和最低工資有什麼關係呢？陳韋銘認為，比起由政府介入較深的最低工資規範，他認為以公開資訊的方式利用輿論壓力使公司改善勞動條件也是可行的方法，但兩者同樣重要的是如何落實，像是降低提出檢舉的門檻（如各個勞檢單位網站的設計）、勞工提出檢舉的匿名機制等。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則回應，落實勞動法規與勞動檢查是未來推動「最低工資」專法時非常重要的一環。他表示，台灣的勞動檢查原則上由中央負責，勞動部設有北中南勞動檢查單位，過去因為人力及經費較為吃緊，大部分勞檢員負責勞工安全、衛生等項目的檢查（例如工地安全、製造業等），另外，直轄市也有自己的勞動檢查單位，使得全台各地的勞檢狀況相當混亂，勞動部於2015年左右編了近三億元的預算讓各地方政府自行聘任近三百位勞檢員，是當時既有人數的一倍，從去年開始運作，檢查回來是否開罰目前仍由各縣市政府決定，使得勞檢落實與勞動環境改善不易。
台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也再次呼籲民進黨應儘速落實選前提出的六大勞動政策，除了訂立「最低工資法」之外，更要同時加強人民的勞動教育，讓廣大勞工更加了解、認識自己所能夠主張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