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ryanne lai
文/陳勵士與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
中國獨裁政權進行政治謀殺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癒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心寒。」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捨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注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瀰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注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被北京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社會民主連線抗議，要求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制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制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制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制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制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制；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繫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制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制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制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
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制，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僱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制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制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讚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制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制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樑」，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樑」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志，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制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瞭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儘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制度──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未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統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採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制，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制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麼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衝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干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希與布萊爾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嚮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里。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一黨專制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採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制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徵」。但是，這是人為刻意製造的錯誤印象。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處。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該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派和親資子分子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的施捨，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在大規模鬥爭中的成果。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