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80年代的期望–「學運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解影
紮根在流沙之上的太陽花
對照於過去的歷史，318「太陽花學運」確實創造了巨大的成就：首次進佔立法院的國會議事殿堂，長達一個多月的佔領行動。徹底的批判了既有兩岸互動機制的不完備，並且深刻的改變了臺灣未來的政治面貌。如同當年的野百合學運一樣，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的光芒如此令人眩目，以至於在事件發生之後，許多評論者、研究者對臺灣的學運/社運的未來做出了樂觀的期待，有人以為這是臺灣民族國家建立的開端，有人則認為這是臺灣的「憲法時刻」…。
然而如果是從學運本身的體質和發展來看學運，則「太陽花學運」之後的臺灣學運是否能夠承擔起上述這些期待，甚至於是否能夠在之後繼續維持這樣的力量存在，其實是令人懷疑的。莊程洋做為學運的參與者之一，不是從事件外部的環境條件，也不是從個人熱切的主觀期待出發，而是從學運實踐的內部去看學運，從組織圖像入手，描繪出一個臺灣學運的真實面貌。
從莊程洋所描繪出來的圖像來看，臺灣學運的未來毋寧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各個社團幾乎都是學校中唯一存在的學運或異議性社團，而且每個社團的人數都極少，社團幹部對於社團是否能在未來繼續存在大都沒有信心，參與者往往都沒有創建全國性聯盟的企圖和行動，許多區域性聯盟組織（例如：黑島青、行南…）甚至在太陽花學運結束後沒多久就宣告解散….。這種簡直可以說是汲汲可危、朝不保夕的狀況，如果說真能真能承擔起建立民族國家、開動憲法時刻的歷史使命，那可真的說是「天佑臺灣」了！！
但是從學運本身內部發展的角度來看，這裡更重要的可能是莊程洋所說的，學運組織圖像中『以特定個人為基礎向外建立與拓展人際網絡…』的現象，這種在魏揚的論文稱之為『社運好朋友』的組織圖像，其實已經為近年來臺灣的學運甚至是社運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使在「太陽花學運」發生時，這種支離破碎的組織圖像、組織關係以及孱弱的組織實力，臺灣學運並未能夠在重要的歷史時刻發揮改造社會的力量，而是複製了「野百合學運」時，學運只是承擔著一個符號性的功能的宿命：
雖然318佔領行動以及後續的太陽花運動對外都是以黑島青的名義發言，且決策機制中也有黑島青的成員，如林飛帆、黃郁芬、曾柏瑜、賴品妤等，然而上述黑島青成員在整場運動中採取的行動毋寧是個人行動而非組織行動，且實際上不論是民主陣線或黑島青都並不如過去主導反服貿運動那般主導這場太陽花運動的決策（魏揚，2016：222）
黑島青於2013 年10 月10 日所發起的國慶日抗爭行動時曾指出：該場行動的某些特性如「組織關係模糊、權責分配不清、高度仰賴社群網絡信任基礎」等在那時便已多少造成一些弊病。雖然這種行動模式在過去幾年中毋寧相當常見，伯陸對士林王家運動現場的狀況便曾有過類似的描述，然而相較之下於過去的案例，2014 年318 佔領行動發生時的黑島青無論在自身的組織強度上或是它在行動者社群網絡間的號召力上都更為薄弱，無法應付318 佔領行動成功後的高政治強度的局勢，因此必須高度仰賴作為協助者被動員來的其他行動者。這樣的現象也招致不少問題與批評…（魏揚，2016：221）
一位深度參與野草莓後的學運的學運幹部，在接受魏揚訪問時，憤怒的批評指責這種從野草莓以來的邊際模糊、以個人為中心的網絡的行動模式，幾乎是徹底的毀掉了臺灣學運做為改變社會的一個集體性力量的可能：
我覺得它摧毀了很多，既有的組織方式，還有異議性社團之間的聯繫，因為它是一個毫無組織概念的運動。任何人可以用黑島青粉絲頁發言，一個組織粉專可以被綁架，一個非黑島青成員可以代替黑島青發言，它讓問題浮現檯面，就是「社運好朋友」這件事，台灣社運很久是這樣了，沒有組織份際，它讓這件事情浮上檯面，就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錯，我的狀態是我正在學習一個組織該怎麼運作，組織跟組織該怎互動，它把這件事情都摧毀。（魏揚，2016：222）
「太陽花學運」時，既有的學運組織其實在組織強度與行動者社群的網絡號召力上都非常薄弱。
不存在派系/路線鬥爭的學運
莊程洋在比較野百合和太陽花兩個學運的差異時，注意到兩者間一個很大的差異，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學運世代，雖然因為不同的人脈關係、氣質差異而形成的「派系」依舊存在，但與八零年代不同，並未產生派系之間的衝突。
根據鄧丕雲的描述，在野百合學運前，1980年代末期，由於「五四衝突事件」的發生，使得做為不同學校不同社團間公共溝通領域的「編研會」崩解，學運從此往派系化的道路上推進，並形成了由台大為中心，以及由非台大各校相互連結的校際網絡，所謂「台大VS非台大」、「台大VS 民學聯」的衝突，成為理解野百合學運前後的臺灣學運的重要軸線。
而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學運世代，看似不存在八零年代末期那樣劇烈、剛性化的派系衝突，但莊程洋認為這其中一個原因是-完全沒有創建全國性聯盟的企圖和行動：
因為當代學運社團並未有「統合成一個學運部門」的共同目標，而學生行動者間的差異，自然就不用被正面看待與克服。（莊程洋，2016：102）
派系的存在以及衝突，雖然莊程洋在一定程度上也認可鄧丕雲的歸因，跟各個學校、行動者所處環境、參與運動的歷史脈絡所形成的「不同的人脈關係」、「不同的氣質」有關係，但是這其中仍存在著試圖建構某種社會實踐路線、政治參與路線乃至於提出社會圖像、價值嘗試，並由於各自不同的想像與路線，形成了某種實踐上的衝突。如果當代的學運參與者本身就缺乏提出這樣的想像/路線的企圖或能力，那即使派系存在，也不必然就會形成派系衝突。但是以筆者個人的意見來看，這種沒有派系/路線衝突的學運背後，其實意味著今日的臺灣學運其實根本沒有能力對臺灣社會進行政治/社會分析，並勇敢的提出自己的政治/社會圖像，以及建構介入/參與現實政治運作的路徑。
雖然在318「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前，臺灣學運界有辦過論文研討會以及數次的社團交流活動，但就如同莊程洋所描述的，其中多半是個人的經驗分享，而少有以社團或組織名義對外的意見表達或經驗分析，甚至於在「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參與的各個團體，至今連一個集體性的總結都做不出來。對比於野百合學運在三周年之後，於《野百合通訊》專輯上的座談會記錄、各校提出的檢討文字，雖然說難免有學生大頭病的問題，但是相較之下，其企圖心似乎更勝過於「太陽花學運」。
圖：1993年的《野百合通訊》第三期的「三月學運三周年專輯」。
一個更尖銳的對比，應該是「太陽花學運」結束後，蜂擁出現的「青年參政」、現象。不管是學院或社運的實踐，當然沒有必要以「體制外/體制內」的區分，拒絕對於代議政治、政黨政治的參與，但是核心的問題是：怎麼參與？這是在1996年的《野百合通訊》第六期的「社會運動政治化」專輯中討論的主題。參與這其專題撰寫的學運幹部，以專文、座談會、對話…的形式，提出了自己對於「社運政治化的」議題的見解：關於「政治化」的概念建構、歷史經驗的反省、介入現實政治選舉的可能策略….等等，並且在日後發展出了類似中興法商「紅燈左轉」事件、東海「社工會」…等不成功的社會實踐。但對比於這段歷史，「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對於這種種實踐的可能性、概念的思辯…等等，卻完全沒有任何的對話、討論而是在「第三勢力」、「青年參政」….的口號下，匆忙的投入了選舉，更不用說反省承接前人對於這個議題的思辯成果，乃至於提出自己的政治/社會圖像。在這一點上，「青年參政」現象看起來倒非常類似於對岸企業發展的「先卡位，再升級」的邏輯。
就如同莊程洋對於學運組織的分析，太陽花學運後的「青年參政」現象，仍然是「以特定個人為核心發展出來的人際網絡」做為行動的組織。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類似1987年民進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中所批評的「美麗島系路線」，但又更缺乏實體的連帶與具體的政治承諾，只剩下「青年參政」「學運明星」的光環。
而台灣學生運動此種處境，離80年代的學生行動者所期待的：「學運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莊程洋，2016：103）
莊程洋的研究，從行動者的角度出發，對於臺灣在野草莓學運後的學運組織發展，描繪出一個和很多主流的媒體評論甚至是學術界完全不同的圖像。如果說有什麼美中不足之處，則應該是因為研究時間和篇幅的限制，對於這個圖像只能進行一個大歷史的比對以及當下情況的分析，而未能對於這樣的組織圖像的形成，進行一個歷史性的描述。不過，「太陽花學運」何其有幸！！這個類比於當年鄧丕雲著作《80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一書的龐大歷史訪查整理工作，則由另一位野草莓到太陽花期間的重要學運參與者之一–魏揚，在其碩士論文中完成了！
（全文完）
【延伸閱讀】
【學運斷簡】行動者的歸來—評莊程洋《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一)
【學運斷簡】行動者的歸來—評莊程洋《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二)
【學運斷簡】行動者的歸來—評莊程洋《當代學生行動者的組織圖像》（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