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明倫（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系博士）
這幾天的新聞報導中，罷免立委的新聞佔據各大版面，網路言論中也凸顯不同世代與階層對於民主想像的差異，本文將討論民主的可能性與脆弱性。2010年，美國國務院曾經舉辦在推特（Twitter）舉辦民主定義的徵文，獲得冠軍的投稿人是來自中國湖南的網民，他寫道：「民主就是獨立的個體和獨立的組織在文明社會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爭取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逐漸完善的遊戲規則（英文原文：Democracy is a set of game rules that, in their gradual process towards perfection,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n a civil society seek to maximize their interests by using transparent and nonviolent means.）。」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也曾經說：「民主就是以憲法為基礎的機制，公民可以透過普遍而定期選舉，不用經過流血革命或內部的鬥爭，更替統治者」。民主的本質似乎是訴求一種非暴力的理性化機制，為國家找到一種治理的基礎和平衡。
今天我們將延續罷免立委的新聞，討論一個民主問題：「民主」是否可能成為反對社會改革的武器？這個問題雖看似荒謬，但是卻也凸顯民主制度的「脆弱性」。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似乎很少討論民主制度對於公民社會的限制，這樣的限制邁向理想社會的必然，還是可避免的歷史偶然。另一個延伸的問題是：誰來承擔民主所帶來的不良後果。
首先，我們在思考「罷免」問題時，其中一個關鍵的核心問題是：民主是什麼？民主是否是社會發展的真理？民主帶領我們通往美好的世界嗎？從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來說，解嚴意味著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很多人將威權簡化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將民主簡化為「公民有投票的權利」。這樣的想像其實忽略了民主的本身是一種「價值選擇」（民主作為一種手段），還是「必然的真理」（民主作為一種目的）。如果是前者，人民是否可以用民主的機制選擇過不符合民主價值的生活，例如：公民連署支持政府的管制政策，維持社會秩序，降低犯罪率；如果民主是社會發展的真理，這樣的真理是暫時性，還是普遍性，這樣的真理是否可以被推翻。如果民主成為「捍衛既得利益」與「反社會改革」的武器，如此一來，民主的「非暴力機制」是否成為另外一種傷害民主的機制？
再者，「選舉權」與「罷免權」是一體兩面，意味著人民可以選擇「代議士」或「統治者」，人民也可以淘汰「代議士」或「統治者」。這樣的機制，也或許符合普遍定義的「社會契約的精神」。換句話說，統治者不符合公民期待，公民可以換掉統治者。真正的關鍵問題在於，公民是否有充分的理性可以「選擇」與「淘汰」統治者。陳之藩先生在「哲學家皇帝」一文也提醒，「民主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當代德國政治哲學家尤根‧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在其《溝通行動理論》一書中也清楚地論證，理性社會的基礎在於人民可以理想的溝通情境之下，透過言說行為，進行理性的論辯，這是通往理性社會的策略，該策略也為「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實踐提供堅固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民主選擇背後的理性基礎是薄弱的，民主將只是一種「虛假的非暴力機制」，或許可能走向「民粹主義」的社會，並非能帶領人民走向具有「解放」意義的理想社會。
最後，罷免立委的爭議除了理性基礎的探究之後，另外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下的「階級關係」。我們最常聽到理解民主的口號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民主制度的少數與多數，如果是從數量（選票）來論證，民主的意義與想像是非常膚淺的。從歷史唯物角度而論，民主機制的成熟在於，具有理性基礎的公民能夠清楚覺察與反省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與階級關係，並透過民主機制尋求階級解放的可能性。因此，民主制度的道德正當性在於捍衛弱勢者的權益，而非「維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果說，民主具有對抗專制與霸權的道德正當性，民主也應該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和虛偽的民主，只是供富人和少數人享受的民主。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也曾提及：「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人民選擇決策者而已，超過此種程度的參政是不存在、不可能，也不宜有的。」
民主社會的代議士能夠為社會底層弱勢者尋求解放的策略，積極對抗資本的壓迫，罷免行動的民主正當性何在呢？筆者認為，民主的深化來自於公民是否願意挑戰右派民主的論述，右派民主論述的本質是強調透過民主機制捍衛資本的利益，剝削勞動價值。若民主機制的目的在於捍衛資本主義的存在，無法與底層弱勢者（包括：工人、原住民、性小眾、性工作者、移民等）站在一起，民主可能只是一種膚淺的政治意識型態選擇，捍衛資本的民主制度必然被歷史所推翻。
我們若要回答前述的問題：「民主」是否成為反對社會改革的武器？這個答案是肯定。誠如前述，右派的民主都可能造成保守與民粹社會的形成，歐洲與美洲的激進右翼的興起都是拜民主之賜，包括：美國的移民政策、菲律賓的毒品取締政策、歐洲的反移民與反穆斯林運動。職是之故，公民若能反省民主機制中的「理性基礎」與「階級關係」，民主將成為主要解放的策略與途徑，也唯有透過民主制度批判「政治的控制」與「經濟的壓迫」，尋求透明化的公民監督機制，成熟的公民社會方有實現的可能性。筆者認為，選舉和罷免的民主機制如果失去「社會解放」的本質與意義，民主或許就是培養一群會投票的驢而已。
